翻材料的时候又瞅见阿帕度莱写印度板球的那篇文章，我一拍脑袋，反正都离文学这么远了，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研究举国体制呢？
人啊喜欢的东西太多，什么都不愿意放弃，真不是什么好事。
北京奥运会之后，我确信自己已经不是那个会全县城买体坛周报和新体育的小孩儿了。作为一个体育迷，我已经老了。对待任何比赛，不会太投入，也不会太失望。只有在偶尔牵扯出些久远的记忆时，才会逼出一点纠结的情愫。02年之后，冬奥会对我而言已属鸡肋，上一届都灵的两块金牌都没有看上直播，大杨扬廉颇老矣，那会儿的愣头青王濛我又不太感冒，索性不关心，省了看陈善友外道生过杨扬A的难堪。这次赶上温哥华时差刚刚好，决赛几乎都在午间饭点，正可作为调剂。未曾想王濛带着几个我根本不认识的小孩狂揽金牌，让我不免地又想起已经变成中年妇女的“她们”（作为“万红丛中一点绿”和最初的女队陪练，我已经自动将李佳军同志直接算入“她们”的一员了），和十年前为短道疯狂的日子。几天前的三千米接力，我们以不太痛快的方式赢了下来，可是改判的那一刻我却一下子非常非常激动，这种情绪很难解释，高兴是有一点，“棒子活该”的不厚道有一点，对我们竟然也会成为改判受益者的惊喜也有一点，可所有的快感里还更带些苦涩。看着无数冤魂附体的小师妹们以这种方式出掉了这一口憋了十八年的恶气，那一刻，转播台上的大杨扬在尖叫，场边的王春露喜极而泣，不知道电视前的小杨阳和孙丹丹正作何反应。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总归会有些嫉妒这些比她们小了十岁不止的孩子们吧。
想想有些讽刺，这么好看的一个项目，这么战绩彪炳的一支队伍，竟然要在黄金一代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四年之后才借着ccav5的全天候轰炸为大众所熟知。我认识短道速滑是在1996年的哈尔滨亚冬会。当人们津津乐道于周洋一人干死三个棒子的壮举，可能已经鲜少有人记得，96年亚冬会女子1500米决赛上大杨扬一个人赢了四个棒子。那是她的成名之战，惹得韩国队的功勋教练全明奎对她说，全中国我最喜欢两样东西，一个是烤鸭，一个是你。那一次比赛我们跟韩国队平分了全部十枚金牌，令我对两年后的长野冬奥会充满期待。我忘了一开始最喜欢他们中的哪一个，似乎是春露？那时候她们实力平均，各有所长，远不像现在的王濛这样“霸道”。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我也关注了她们十四年，她们的故事讲起来，全是辛酸。98年的长野之殇在我个人的奥运记忆中留下了最惨烈也最深刻的一笔，至今想起来还心绪难平。记得06年都灵冬奥会500米决赛后，王濛冲向场边跟当时担任助理教练的小杨阳紧紧拥抱，赛后采访她说：小杨姐对我说，她没有拿到奥运会冠军，希望我能带着她的梦想去比赛。比起她们所经历的曲曲折折，王濛这一代运动员是幸福的。她们做到了师哥师姐们在那样鼎盛的时期始终没有做到的事情，也许更重要的是，再也不用像02年大杨扬，即便第一个冲过终点线，也表现得那样压抑、沉重。
也许因为他们的故事本身带着太强烈的不足为外人道的爱恨纠结，我竟然没有对老文科男房学峰文章里弥漫的让我熟悉到厌恶的贾宝玉式意淫产生反感。看这篇文章最初只是为了八卦，为了弄清诸如吉黑之争，辛庆山下台，春露佳军分手之类“历史遗留问题”，可看到最后，说不清的仍然说不清，运动生涯的起起落落也退至背景，只是人与人的来往聚散本身，让人不免有些感伤。袁伟民的回忆录有一章写02年在盐湖城的往事，里面提到：“她们在国家队已经整整生活了七年了，她们作过精确的统计，七年间她们只有32天没在一起。”而在这七年之后，终于要应了那句话，“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各自去奔新的前程。读到房学峰写小杨在大杨婚礼上“热泪盈眶”的那一段，我想起08年四朵金花做客大头有约的末尾，当被要求回忆过去的运动员生活时，小杨是对那段日子表现出最深留恋的一个。
06年都灵之后，除了偶尔听见一些诸如王濛炮轰李琰之类的花边新闻外，我几乎没有再关注过短道比赛。对我来说，“她们”和她们的故事几乎就构成了短道本身。我还会常常在与北京奥运会有关的社交活动中看到昔日英姿飒爽的大杨扬日渐妩媚的身影。对于小杨每每以局外人的立场采访体育圈里的各路人士，我多少有些不适应。不过看上去她已经很安于现在的角色。佳军和春露分手的事我是在这届冬奥会开始后才得知的，身为曾经的八卦王，我对在业务上的荒废感到十分羞愧。
这个故事的最新进展是这样的，大杨扬高票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填了何振梁空出来的位子；小杨阳结婚了怀孕了，丈夫是个公务员；李佳军从加拿大回来就和空姐离了婚，现在哈萨克斯坦当教练，手里只有两个队员超过18岁。这次冬奥会他也带着一个队员来掺和，有中国记者采访他，这个中国获得世界冠军数量最多的男运动员说，漂泊的生活让他觉得很寂寞，国内任何一个地方需要他，他都愿意马上回来。我很八卦地想，也许有一天会看到一支李佳军担任主教练而王春露领队的中国短道速滑队？呵，李宗盛那句歌词怎么唱来着，“我认识的只有那合久的分了，没看到分久的合。”
向前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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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这个时候，我已经回到北京看过海爷爷和CSO的两场开年大戏。这短短一年塞进了海爷爷，阿巴多爷爷，Pollini爷爷，Leo Nucci爷爷，Masur爷爷，Chailly大叔，Grimaud神仙姐姐等一干传说，还夹带着5月的德累斯顿、匹兹堡以及八月的王健这样远大于期望值的现场经验。听音乐会也当细水长流，作为一项持久的事业来经营。我每每为这些期待中的音乐会透支了太多热情和精力，其结果是在阿巴多之后陷入了数月的现场冷感期。而按照今年目前所知的排期，这样的状态大概会一直持续到五月。
这个过去的令人沮丧的冬天和正在到来的无所期待的春天。
这一年没读什么新理论，觉得好的都是些老旧的玩意儿。完整读过的书里最让我激动的是葛兰西的小册子《现代君主论》，和伊格尔顿其实不太学术的小书《理论之后》。我也越来越不赶趟儿了。
这一年没看过什么新电影，没听过几张新专辑。
这一年开始对许多事情感到疲倦，又不知道新的可能性在哪里。
这一年我发的日志比04年开始写博客以来任何一年都多。这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的一年，我对语词的纠缠到后来近乎神经质，即便如此它们过期的比任何时候都来得快，而我还是什么都做不了。
我找不到上一次回家前晚写了又删的那篇日志底稿，大概是换电脑时误删掉了。我还曾经yy过把其中某几句改装一把用在毕业论文的谢辞里。现在一想，矫情。算个屁。再次回顾的时候，已经开始对这一年情绪起伏之剧烈感到茫然。
三年前我曾经说过总有一天我们要对各自持续的颓丧感到厌倦。这一天真的到了，可真正的boredom却还没有到，不管是对学业，人事，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好歹说一声2009，好走，不送。卸一个包袱。
后天回京。
这个讲稿终于发出来了，虽然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不过还是贴一下。安德森的分析与前一段纠缠的一些问题都有显著关联，这篇演讲和他最近一个书评《中国热》对读起来也很有意思。
前些天从头到尾复习了哈维的《新帝国主义》，发现去年初读时根本没抓住精髓。这本书也是在与阿瑞吉的对话中写成的，全书紧紧围绕着他所谓“资本帝国主义”是“国家和帝国的政治”与“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间的辩证过程这一主题，仔细分析了安德森所讨论的“王道”和“霸道”之间的关系（以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双重性来表达，一是意识形态的询唤-认同功能，一是强制支配权，阿瑞吉概括为：一个支配国引领由多个国家组成的体系向预期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其被广泛地认为是在追求一种普遍利益。这种意义上的领导权使支配国的力量得以膨胀。哈维则用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间的微妙联系来说明这种“分力”与“合力”的双重性）、资产阶级形式的帝国主义同之前的帝国形式的区别（顺便提一下，我觉得汪晖在刘禾新书座谈会上的发言里最关键的就是他抛出的这个类似的问题，他由此引申到了后殖民理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些分歧。在他上学期的课上也言及“帝国主义”维度在今日文化研究的学术时尚中的某种缺失），以及这种版本的帝国主义本身的三个发展阶段（英帝国主义，以种族主义串联起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战后到七十年代的美帝国主义，以扩大再生产为资本积累的动力，政治权力的领土特性明显，资本的流动主要集中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在意识形态领域通过《人权宣言》等确认私有产权为普遍人权合法化资产阶级的全面统治与美国作为普遍主义化身的领导权地位。工人运动蓬勃，消费主义盛行；七十年代至今的新自由主义阶段，以剥夺性积累为主，通过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缓解国内生产领域的过度积累与利润下降的困境，严重的空间不平等，国家间强烈的相互依附，知识产权对发达国家的垄断特权的支撑，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对美国本身霸权地位的威胁，美国以外的世界通过致力于区域性经济合作体的发展来试图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美国必须在降低资本逻辑的障碍与保持其领土逻辑的稳定之间找到平衡，第三世界国家出现规模巨大无组织纪律无保障的无产阶级，传统工会运动的衰退与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等等）。哈维对美国的超级大国之路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于反思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困境，比如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和美国之间的仆人/敌人关系。有时间应该写个完整的读书笔记来理清思路。
在安德森演讲后汪晖提的问题是为什么葛兰西、阿尔都塞都“终结”在了马基雅维利问题上，这和”评法批儒”的逻辑之间是否有关联？《绿叶》的一个年轻编辑最后问安德森像阿瑞吉这样的左派学者为什么只反美国而不反资本主义。其他的不太记得了，自己听录音吧。
之前跟老袁提过接下来的半年要仔细阅读几部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方面的著作，希望能说到做到。
最近意志消沉，秉承少说多看的原则，请各位监督我不要再到处放厥词了。
佩里·安德森：霸权之后？ ——当代世界的权力结构
1984年，美国国际关系领军理论家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 发表了一篇题为《霸权之后》的著名作品，它的主题是：大国之间对领导权的传统争夺方式正在消逝。在传统的斗争方式中，胜利者占据国际秩序的霸权巅峰，支配所有其他国家，决定全球体系的方向，比如说，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常常被认为是处于这个如日中天的位置。基欧汉认为这种意义上的霸权已经过时，在当代世界，国际关系不再是一个争夺军事和领土优势的零和博弈，它们从根本上已经成为一个正和的经济交换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国就关税和管制相互协商，以达成互惠的交易，这些交易时间长了，稳定下来，就成为他所说的“国际政体”。这个政体是和平的和基于合意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对其他国家颐使气指。在二战以后的金本位体制下，美国也许曾经是西方的霸主，但是自从1970年代早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国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建立在理性的经济交换和合作基础之上的新的多边秩序的合伙人之一，尽管是比较大的一个。
2006年，中国思想史领军学者、政治思想家汪晖提供了一个截然相反的诊断。在他著名的论述“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文章中，他指出当代的世界秩序展现了一个可怕的霸权结构，用他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原初表述来说，这个结构结合了三个不同的、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或者层面：第一部分是国家层面的霸权，处于任何给定的社会之中，第二个是国际层面的霸权，处于国际体系之中，第三个是超国家层面的霸权，它穿越了国家的界限，涵盖每个国家内部的社会。我想接过这个非常丰富的理论提议，就每个层面说一点细节。我的进路首先是一个比较语文学的练习，因为像现代性、民主或者合法性，以及许多其他政治概念一样，“霸权”的概念有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如果我们想要清楚地把握它和我们周围当代图景的相关性，我们就要理解这段历史。那是一段覆盖了四个独特的国家文化的历史。我将以探讨各个文化开始。
欧洲传统中的“霸权”观念
在西语中，“霸权”这一术语最先来自古希腊，但是它的现代用法源于20世纪初沙皇俄国革命运动中的辩论。在这个正在生成的俄国传统里，这个术语 gegemonia，首先是由帕维尔-阿克塞罗德（Pavel Axelrod）创造，然后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事接过这个术语，用来指称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沙皇专制的共同斗争中，能够和应当对其他社会阶级——首先是农民阶级——实施的领导权。那种领导权应当通过目标的清晰、说服的技艺和组织的效能来赢得。在此基础上， 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列宁发展出了他称之为工人阶级的民主独裁（专政）理论，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战略视野。这个看似自相矛盾的概念基于先前的霸权观念，它指称的是一个政体，在其中，独裁，也就是通过强力（force）的统治，将被实施于敌对阶级——那就是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身上。而霸权，即通过合意（consent）的统治，将统领工人阶级和联盟阶级，首先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因而，在诞生的时候，霸权的观念是革命斗争中合意维度的工具。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根据这个公式成功地发动了一场革命，以强力镇压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权力，用著名的口号“面包、土地、和平”将农民自愿地召唤到革命的目标之下。在20世纪早期，当新的苏维埃国家赢得俄国内战之后，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在被他的党派遣到莫斯科学习和交流的过程中，接触到布尔什维克的霸权概念。然而，当他回到罗马之后，在意大利取得胜利的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法西斯反革命。葛兰西被墨索里尼逮捕，在一个法西斯监狱中度过余生。在那里，他写了一系列出色的笔记。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霸权这个在莫斯科期间给他以深刻印象的概念。但葛兰西逐渐将它转变成一个比在俄国的辩论背景中更为核心的概念。他所引进的关键修改，产生了第一个系统性的霸权理论。这一修改是将它从工人阶级的策略，扩展到对任何社会阶级的稳定统治模式的描述——首先，也是最显著的，是有产阶级，即地主和工业家，而他们正是霸权这个概念在俄国所反对的对象。葛兰西在他的《狱中笔记》之中，给了意大利复兴运动中加富尔的皮埃蒙特温和党很大篇幅，作为这一类霸权的历史范例——你也许记得，加富尔正是梁启超的英雄之一。葛兰西指出，这个在商业地主和制造业者之间的联盟在19世纪主导和控制了意大利的统一进程，边缘化了更为激进的马志尼的行动党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追随者，并且有力地镇压了真正大众——农民或工人——形式的政治表达。
在作出这个社会学上的扩展的同时，葛兰西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这个俄国术语的意义。很明显，加富尔和他的继承者们在意大利所建立的资本主义统治，涉及到暴力——有很多暴力——包括许多由军人和警察实施的屠杀，但这一统治也涉及到合意。葛兰西作品的霸权总是指称强力以及合意二者的结合。但在同时，和这个概念的俄国起源保持一致的是，葛兰西的着重点落在霸权的意识形态本质上。他将霸权看作一个不仅仅建立在强力基础上，而且也建立在文化优势 (cultural ascendancy)之上的权力体系。换而言之，在这个意大利的传统中，霸权被理解为这样一种类型的统治：它所配备的不仅是军事暴力的决定性权力，而且首先是获得被支配者对他们所受支配的道德同意的能力。葛兰西指出，这样的意识形态支配，必须提出一系列对世界的描述，必须提出统领这些描述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大部分将被受支配者内化。和俄国不同的是，在西方，这种霸权仍然紧紧地掌握在剥削者手里，被剥削者必须以剥夺他们的霸权为目标，但是——正如葛兰西在监狱中多么清楚地看到的那样——在1920年代以及1930年代，被剥削者并没有这么做。
葛兰西的健康被法西斯监狱摧毁，他于1937年4月死于意大利，几个月之后，一个成熟的霸权理论在德国完成。《霸权：论居于领导地位国家之书》（Die Hegemonie. Buch der führenden Staaten）于1938年年底希特勒吞并苏台德地区之后在德国出版。这是一个著名的德国法学家海因里希·特里佩尔的著作。原初的列宁主义霸权概念侧重于特定国家内部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葛兰西在继承和转化这个概念的时候，保留了这个侧重点。他的论述霸权的笔记大多考虑国家内部的阶级间关系，然而他也偶尔——虽然是不成系统地——将这一术语用于国家间的关系，当然并没有对这一独特的权力层面进行完整的理论化。而海因里希·特里佩尔，一个因截然区分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这样一种二元的法学理论而闻名的法学家，正是把重点放在这一点上，将霸权作为国际关系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现象来处理。他的长达600页的著作追溯了霸权的历史，从古希腊开始——霸权的概念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指称城邦联盟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城邦，经过中世纪，最后是西班牙、法国和英格兰作为先后相继的欧洲霸权力量的兴衰。
在发展他的理论的时候，特里佩尔对葛兰西的笔记一无所知，葛兰西的笔记直到1947年才得见天日。特里佩尔对葛兰西笔记背后的俄国传统也一无所知。然而，他复制了这位意大利思想家许多的知识框架，相似程度堪称惊人。特里佩尔解释道，最初激发他对霸权反思的，是普鲁士在德国统一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如加富尔在意大利统一过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为葛兰西的霸权范例一样。像葛兰西一样，特里佩尔通过跟支配（Herrschaft）的概念比较，来建构他的霸权概念：一个是通过强力(force)的权力，另一个是通过合意(consent)的权力。再一次，和葛兰西非常相似的，他强调了任何霸权所涉及到的文化领导权，以及它引发受霸权统治者的模仿现象的方式。特里佩尔甚至将这个概念扩展到国家内群体或个人对于群体的关系，从而招致了卡尔·施米特的批评。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的话，施米特会非常佩服他的著作的，因为施米特将霸权概念仅仅用于国际关系。但是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特里佩尔和葛兰西有尖锐的分歧，对特里佩尔来说，霸权是一种权力，它处于支配(domination)和影响(influence)之间，霸权比影响更强，但是比支配更弱。而对葛兰西来说，霸权相对于支配来说，是一种更强的和更稳定的权力形式。
这个差异并非偶然，而是有一个结构性的理由，反映出两位思想家各自的原初关注点的差异。葛兰西关注的是国家内的阶级关系，特里佩尔关注的是国际关系。在这个由特里佩尔和施米特所共享，并且传递给二战以后德国领军法学家们的传统之中，非常明显的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在国际关系中，强力总是压倒合意。实际上，特里佩尔观察到，在国际领域，霸权和支配之间的边界从根本上是变动不居的。对于任何霸权来说，总是存在向支配转变的诱惑或者倾向，将支配作为权力的最高形式。然而，甚至这一点，通常也有其限度，因为在国内和国际霸权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国内霸权是一个阶级或者社会集团相对于其他的社会阶级或者集团的统治体系，但是在早期现代欧洲发展出来的国际体系中，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个意义上统治另一个国家。基于领土的主权概念排除了这一点。
当然，强制作为一种威胁无处不在，用霍布斯的话说，和平只不过是战争的暂时中止。但是，这一点没有，也并不能被制度化，成为类似国家在其国内空间中的压迫性体系那样的东西。同时，在这样一个体系中，合意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弱得多的因素，它只是对于利益或者影响力的追求。因而在国际关系领域，霸权作为强制和合意必要的结合，总是很难获得。和国内领域相比，在国际领域，霸权即便在获得之后，也更为松散、更具有隐喻意义。在俄国和意大利传统中，霸权从本质上说就是国内霸权，而且首先是基于合意的。在德国传统中，它从根本上是国际的，而且是基于强制的。
中国的王霸之道
以上是欧洲的三个关键的思想传统。但是，当然，有一个亚洲的传统，比欧洲传统中的任何一个都更为古老，同时也更为现代。在中国，1963年～1964年之间的著名的“九评”标志着中共和苏共之间的决裂。“九评”中的每一封信都是面向全球听众的论证有力的政治干预。随着中苏裂痕在接下来的一些年中进一步加深，官方文件越来越多地将苏联称为霸权，甚至是比美国更为危险的霸权。中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抛弃苏联采取的道路。1969年，毛泽东在中国北方向他的人民警告战争的危险，告诫他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他所用的术语是新造的——霸权，但这一术语乃是基于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战国时代的中国古典思想很早以前就已经产生“霸道”的概念，作为“王道”的对立面。但是在这个毛泽东对之保持忠诚的传统中，这一术语的意涵被逆转了。对孟子来说，霸道恰恰不是通过合意的统治，而是通过暴力的统治，和通过仁义的统治有天壤之别。而后者是要获取合意。
在《孟子》一书中，二者之间的对比是简单和说教性质的。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
我在这里用overlord来表达的意思，中文术语是“霸”，在英文中，早在1920年代就被翻译成hegemon，接近这个词的希腊用法，即附庸盟友的领导者，因为“霸”在汉语中最早指称的是一个脱离了周天子权威的封建等级的头目。或者，正如孟子愤愤不平地说的那样：“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
荀子提供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类型学分析。他提供的是对于统治者的三分法：“王”、“霸”和“强”。
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荀子·王制第九》）
在这个类型学中，“霸”只不过是强制的一种形式。
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案谨募选阅材伎之士……存亡继绝，卫弱禁暴……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矣。（《荀子·王制第九》）
“王”、“霸”区分到底在什么地方？虽然荀子比孔子和孟子看起来像更为严肃的政治思想家，但不免重新落入标准的儒家忠诚的窠臼。
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荀子·王制第九》）
他怎样才能够创造这样一个奇迹呢？“修礼者王”， 而“霸”只是“为政者强”，比“强”好不到哪里去，而“强”的赤裸裸的暴力则会自我毁灭。
荀子的三分法可以被理解为对特里佩尔的一个反转，德国思想家将权力的形式划分为支配、霸权和影响三种——强制的支配是最高的形式，霸权是中间的形式，而影响是最低的形式。古代中国思想家以完全相反的方式来排序，王者的“修礼”是最高的形式，霸道是中间的形式，暴力是最低的形式。两种分类法之间的差异和他们的核心关切密切相关。虽然荀子是在战国晚期写作，但像那个时代所有的思想家那样，他总是首先考虑给定的国家内部的权力实施，而特里佩尔考虑的是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在那个方面，荀子和后来的俄国、意大利传统更为接近，虽然对他来说，权力的实施者是统治者，而不是阶级。当然，他的建构的弱点，在于他从他的儒家前辈那里继承来的王者的理想形象。尽管从视野上来说，他通常更为现实一点，他仍然无法和他的前辈决裂。
要等到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出场，这些迷信才得以驱散。韩非子以激进的方式重新表述了权力的概念领域。他忽略了荀子在王道、霸道和强道之间的三分法。而提出“主道”，这种统治理论，综合了暴力和意识形态、强制和合意，成为一个单一的环环相扣的体系。在三分法的位置上，法家为他提供了一种综合，用以控制大众：正是法律的物质权威——强制和灌输，而不是礼的魔术般的效果，才获得臣民的服从。而道家给他提供了一种综合，用来控制国家机器内部的官员，而这和儒家浮华的礼治方式截然相反。
故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故不道仁义。（《韩非子·显学》）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君；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韩非子·主道》）
和荀子一样，韩非子最重要的关注在于一个国家内部的权力机制，虽然他在表述上更为清晰和直接：
治强不可责于外， 内政之有也。（《韩非子·五蠹》）
中国古典思想因而发展出了丰富的关于强制、合意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这样的问题意识的思考，把它们理解成为不同的权力机制，而在西方一直没有出现任何可比的东西，直到在许多世纪之后，这个概念空间被俄国和意大利的霸权观念所占据。当代的霸权术语在20世纪重新出现，但它只能以一种非常奇怪的逻辑，通过改变自身的范围来与古代的用法相连接。因为在这个由毛泽东创建的传统中，霸权指向的并不是国家内的权力关系，正如中国古典思想所关心的那样，而是指向国家间的关系，这一转变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正如德国传统所理解的那样，国际关系正是合意要比强制更为脆弱的领域，霸道常常压倒王道。漫长的中国传统因而是唯一的一个传统，同时包括了国内和国际的霸权领域，尽管中间隔着千年的距离。
迈向“霸权之后”的现实可能
现在，让我转向发展了这些不同的反思霸权的传统的最出色的当代思想家们。有两位最为引人瞩目。在意大利，葛兰西的遗产在阿瑞吉那里得到继承和丰富。在1960和1970年代，阿瑞吉在意大利领导了一个以葛兰西命名的革命群体，他在工人和学生运动中是活跃的斗士。在阿瑞吉的作品中，这笔侧重于国家内关系的意大利的遗产，第一次和思考国际关系的德国传统联姻，形成了一个将这些领域关联在一起的历史理论。对阿瑞吉来说，正如对葛兰西来说一样，霸权结合了强力和合意，但合意是占首位的。在国际上，这种合意通过更为优越的组织和消费模式来获得，而这些模式不仅赢得对于霸主的理想和价值的顺从，同时也在其他国家中产生了对于这些模式的普遍模仿。作为回报，这样的霸权给所有国家中的统治群体带来利益，为国际秩序设定可预测的规则，防备共同的威胁。在这种意义上的霸权和“剥削性的支配”并不同，在后者，一个强有力的国家通过暴力的实施来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取顺从或者贡赋，而并不给予他们利益作为补偿。
阿瑞吉认为，支配应当被设想为首先依赖于强力，而霸权则是“附加到支配性群体之上的额外权力，它的获取，有赖于一种能力——它安排各种问题，使得冲突在一个‘普遍的’层面上得以展开。”这在国际关系中意味着什么？在这里，霸权是世界领导权，授予任何“能够令人信服地宣称自己是一种原动力，促进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的集体权力的全面扩张”或者“能够令人信服地宣称，其针对于某些或者甚至任何其他国家的权力扩张，符合所有国家中的被统治者的共同利益”的国家。对阿瑞吉来说，这一结果的实现，通常并不仅仅通过某种管理，而是通过对先前的国家体系的转化。这样一个转化涉及到什么？从结构上说，它带来的是对于资本主义和领土扩张主义的新的结合，企业层面的资本积累，国家层面的领土扩张，彼此独立但形成相互嵌入的动力机制。
这正是产生出阿瑞吉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中所追溯的前后相继的世界─历史霸权的框架。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这样的原型霸权之后，他的叙事转向了三个强大的近代霸权：第一是17世纪的荷兰共和国；然后是19世纪的英国，最后是20世纪的美国。这个序列的驱动力是什么？从根本上说，在于马克思的M─C─M+公式之下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周期。最先进的公司集中在霸主那里，资本主义扩张最初是物质性的，即对商品生产的投资和对市场的征服。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竞争降低了利润，以至没有任何一个资本集团能够控制竞争对手，发展出降低最终价格的技术或者产品的空间。在那个时候，霸主的积累转向了金融扩张，竞争的国家在领土扩张的冲动下就流动资本进行竞争。随着对抗，往往是军事冲突的升级，霸权崩溃，产生一段时间的体系性混乱。从这一混乱中，新的霸权力量最终产生，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开始了物质扩张的周期，新的霸权力量有能力服务于所有其他国家的利益以及他们臣民利益的一部分或全部。在这个序列中，每个继起的霸权都更为全面，比上一个具有更广泛和更强有力的基础。
我们今天处在历史的什么位置呢？很早以前，阿瑞吉就坚定和清晰地认为，在美国领导之下的战后资本主义物质扩张在1960年代就逐渐消逝。自从1970年代初的危机以来，兴起的是金融扩张的周期，美国用它来保持其过时的世界权力。阿瑞吉同样很早就预测，这一轮金融扩张是不可持续的，在其内爆之后，美国霸权会走向终结性的危机。这个预测的第一部分现在正在我们眼前展开。第二部分呢？在他的1994年发表的《漫长的二十世纪》之中，阿瑞吉观察到，美国霸权的黄昏具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维度，那就是，和荷兰或英国霸权的衰落很不同的是，军事权力和金融权力之间的分野已经开始，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保持了压倒性的全球优势，虽然它逐渐下降到一个负债国家的地位，而世界的钱柜转移到了东亚。以前没有发生过像这样的事情。再一次，随着一个霸主的凋零，体系性的混乱近在眼前。
从这一场混乱之中将会产生出什么？在1990年代中期，阿瑞吉认为有三种可能性：或许是另一场有可能摧毁整个星球的世界大战；或许是欧洲和美国加在一起的西方所管理的世界帝国的痉挛性回归；最后，也是更大的可能，是出现一个更为平等的世界市场社会，在其中，霸权业已消失，因为在国家之内的阶级差别不再严重，国家间的关系基于相互尊敬和平等，换而言之，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中心是在东亚。在2009年逝世之前，阿瑞吉更为自信了。战争的危险减退了，一个新的泛西方世界帝国的可能性也变得遥远。他的最后一本书《亚当·斯密在北京》，刚刚在中国露面，其中心论题是：中国的崛起以及它对于一个平等的世界秩序的承诺，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全球前景。看起来，好像全人类将要把霸权作为不平等的权力的结构甩在身后。阿瑞吉的临时性结论，以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达到了和基欧汉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所作出的并无不同的判断。我们现在能够期望迈向一个“霸权之后”的时代，但并不是基欧汉理解的资本家间合作的和谐世界，而是一个资本主义最终被超越的世界。
那么，对阿瑞吉来说，美国的霸权已经奄奄一息，被不断上升的外债、军事冒险主义和中国崛起所削弱。阿瑞吉过去是对的吗？现在是对的吗？所有的这些发展都有一些模棱两可之处。美国的债务规模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没有债权人敢于催逼，因为害怕美国崩溃给自己带来的结果。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结果仍然是不确定的。对于美国来说，二者都算不上很大的经济压力。而在华盛顿的这个被认为是开明的、多边主义的新政权，就像那个被认为是愚昧和单边主义的旧政权那样，相信它最终会胜利。确定无疑的是，从这些华盛顿轻易挨过去的事件中，看不到有和越战可相提并论的失败。而就中国来说，它自身的发展和稳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消费者和美国国债，至少在近期之内，不会轻易打挑战美国权力的主意。那么，阿瑞吉的猜测的另一面，即一个遵照斯密的方针实现的、以东亚为中心的平等世界市场社会的长期愿景，又会如何呢？不管这个前景是多么诱人，必须质疑它的现实性。仅仅谈论一个市场，而不具体分析镶嵌其中的财产关系，只是一种抽象。斯密是在另一个历史时期进行写作，这个时期早于工业革命和现代公司的出现，更不用说后现代的金融资产的证券化了。他对于今天来说，只能提供有限度的启示。
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嵌入是
资本全球霸权的关键
阿瑞吉的亚洲对应者提供了一个对于时代的不同解读 。对于汪晖来说，“去政治化的政治”才是当下时代的标志。“去政治化的政治”意味着什么呢？从根本上说是取消任何大众的能动性，取消任何为寻求超越现状的替代方案而斗争的能力，而现状只不过是模拟了代表形式，却掏空了对立和冲突。这样的政治是去政治化的，但它并不是去意识形态化。相反，它彻头彻尾是意识形态化的。只要考虑汪晖分析的霸权的三个领域中的第一个层面，即国家层面。就足够了。
我们以过去30年横扫世界的新自由主义的两大母国，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和里根时代的美国为例。正是撒切尔提出了最为著名的新自由主义口号，准确地抓住了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本质：别无出路。别无出路，是针对去管制化的自由市场来说的，是针对资本的统治来说的。但这是撒切尔和里根政府的唯一意识形态装备吗？根本不是。它本身非常干枯，非常粗鲁，对于那个时代的现实过于直言不讳。因而它总是需要一种补充，为它提供掩饰和缓冲。在英国，补充物是民族主义和“家庭价值”——正如撒切尔所说的那样。在美国，补充物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民族主义和宗教。这种意识形态的二元性是国家层面的霸权的典型公式。从历史上来说，中国提供了最早的也是最持久的这样的结合。人们只要想想许多世纪以来——正如何炳棣所说——中国的国家权力从表面上看是儒家的，但从功能上来看是法家的，用一个著名的公式来表达，就是“儒表法里”——更不要说它可能的现代的应用了。
那么，国际层面的霸权又如何呢？在这里，中国思想再一次为欧洲传统提供了一个修正。对于那个为德国所主导的思想路线来说，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就其定义来说，就是单数的——每个时代只能有一个霸权。阿瑞吉继承了这个前提。在他的叙事中，首先是荷兰，然后是英国，最后是美国霸权，每个都是排他性的。然而，从历史来看，正如美国保守派大历史学家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所指出的那样，在19世纪，当拿破仑最终被击败并流放之后，英国并不是单独对欧洲大陆实施霸权。它和那个时代另一个强大的反革命力量，即沙皇俄国，分享了霸权。但在施罗德之前，毛泽东把握了这种国际结构的可能性。当他在1960年代谈到霸权的时候，他的首要对象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联。但他也没有忘记另一个强权，即约翰逊和尼克松领导的美国。世界上有两个霸权，而不是一个。阿瑞吉的理论从来没有思考双头霸权的可能性。在今天的西方，正是另一个可能性引起了更多注意，那就是某个单一霸权，通过同样的历史序列，取代美国的位置。那个霸权就是中国。当下西方的一本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如其标题所表明的那样，根据前面的想法，这个时间点正在到来。本书作者并不是中国的敌人，也不是出于对于这一前景的恐惧而写作，而是一个热心的仰慕者，他欢迎这一前景的到来。而更现实的恐怕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其他中国的朋友。有许多人期望G2，美国和中国，成为这个星球必要的管理者。在苏联崩溃，世界由单一霸权统治20年之后，世界也许会再次返回双头霸权。如果看到这样一个他所谴责的结构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毛泽东会感到满意呢？还是不安？
最后，在汪晖所描绘的去政治化的世界中的第三个霸权组成部分，超国家或者全球的部分，即不是在国家或者国际的层面运作，而是超越所有文化和社会的边界的部分，又是如何呢？汪晖正是因为深邃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超越了所有以前的关于霸权的理论。这个超国家的霸权组成部分的实质是什么呢？让我以摘录他的语句结束，并且附加一点文字。
霸权并不仅仅与国家或国际关系有关，而且也与超国家的和跨国的资本主义密切相关。霸权还必须在国际市场领域中加以界定……市场主义意识形态机器的更为直接的表达者是媒体、广告、超级市场和各种各样的商业机制——这些机制不仅是商业的，而且也是意识形态的，它的最为有力之处在于诉诸感官和“常识”，即诉诸所谓日常性和感官需要将人转化为消费者，并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自愿地服从其逻辑。
在这里，汪晖正确地指出消费主义是资本全球霸权的关键。但是在这个层面，今天的霸权结构仍然是双重的。消费──是的，那正是日常生活中一个被意识形态俘获的领域。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资本主义是一个基于生产的体系。正是在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的枯燥无味的压迫”之中，资本主义的霸权才日复一日地在工作和休闲中被重新生产出来。而这种异化劳动的压迫无情地迫使人们适应既有的社会关系，抑制他们想象任何其他和更好的世界秩序的能量和能力。在生产和消费相互嵌入的世界里，生产和消费是彼此半真半假的补充，正是这个双重的存在结构，组成了今天去政治化的政治的超国家霸权结构。
让我以一个例子来象征性地阐明霸权在今天的意义。我要谈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事情。这个奖包括一百万美元的现金和无数其他的公众宣传，它完全属于超国家的名人文化和商业消费。在国家层面，这个奖项在这位现任领导人声誉开始衰落时，对其形象进行打磨抛光。在国际层面，它提醒世界，美国仍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是以“儒表法里”的形式来操作的。一位领导侵占伊拉克的军队，使阿富汗的暴力升级，在巴基斯坦大打出手的总统因为其为人类所做的工作而被授予西方最高的荣誉——真是具有21世纪特色的仁义。伟大的拉丁美洲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在评论以前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如基辛格——的时候说，最好用它真正的名字，诺贝尔战争奖，来称呼这个奖。从古典时代来看，这也是令人熟悉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曾经用来描写他所属的征服世界的城市的霸权的言辞，正可以用来描绘伊拉克和阿富汗被蹂躏的村庄和土地： Auferre, trucidare, rapere, falsis nominibus imperium; atque, ubi solitudinem faciunt, pacem appellant. “蹂躏，屠杀，篡夺，他们谎称为帝国；他们制造出沙漠，然后称之为和平。 ”
Sunny同志的新日志，关于言禁的问题，我实在是没更多要说的了。对于本人之前两篇日志所引起的误解，我也不打算再作什么辩解。
好了，我继续执迷不悔政治化。刚才看书的过程中突然想起当年中央处理《五七一工程纪要》（当时中央下发《纪要》，原是“供批判用”，结果起了极大的反作用，朱学勤与阿城都提到过是《纪要》第一次让他们明确“革命万岁革命死了”。所谓的“反革命”的言论得到了自由传播，但其前提“批判”却被架空了。另外林彪个人在毛的造神运动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与纪要里对毛的定位和批判，实在是有趣的对照）与如今处理叉叉波的叉叉宪章间的反差。在网上搜《纪要》（“五七一工程纪要”就不是过滤词，林立果还有贴吧呢）时看到一篇老田反思文革的短文，我认为很好，全文转引。老田的语言简练清楚到位，不愧是毛派。
另附老田提到的夏尔贝特兰一篇关于文革的文章《大跃退》，这两篇文章都围绕着制度问题，本人受益匪浅。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回顾与反思文化大革命
2010-01-17 16:58:12 作者：老田 来源：乌有之乡 浏览次数：0 文字大小：【大】【中】【小】
从政治和历史角度看，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间，文革十年时间里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暴露得十分集中十分彻底，这是一段高度浓缩的历史。因为我对这段浓缩的历史格外感兴趣，所以花了些时间向在坐的各位学习过这一段历史。通常情况下，什么都在统治阶级的控制之下，很多问题暴露不出来；文革这个时候恰好反过来了，政治让底层人民广泛地参加，也存在着失控，这就为暴露一个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创造了条件：为什么两千年来的历史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关键在于多数人怎样才能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才能超越少数的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对多数人掌握和控制。因为还没有来得及看老吴的书，所以只能空泛地就这个方面谈一点希望，我在向全国的造反派老同志学习这段历史的时候，有几种说法我很受启发，有相当的反思高度，今天我转述一下。
一个是林师傅林之忠，他今天没来。他有个说法很有意思，他把文革的造反，跟共产党干革命进行对比，说文革搞了十年，造反派还没有完全真正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清理整顿，这方面的成就还是很低的，与革命时代相比，还只相当于红军长征到了湖南，遵义会议还没开，自己的正确路线和组织领袖都还没有产生出来，所以文革失败就有了这个方面的不足，有必然性。然后他再从造反派的经验和立场出去反思革命，他说如果不是江西根据地被国民党打垮了，大家不得不长征去延安的话，共产党革命也可能还是要失败，那个内部思想上的不同意见，很妨碍团结，也妨碍力量的凝聚；而且参加革命的人都是湖南江西两省的人，因为在家乡附近，老婆孩子还经常来拉，有些人心里也想着不行了就回家去。因为走了二万五千里，受了这么多的波折，到延安以后很多人都有反省，这样才有了通过过整风清理了组织清理了思想的可能性，才能形成正确的路线，形成了坚强的领导集体；大家都远离故乡跑到几千里之外的延安山沟里，跟家乡的联系完全切断了，只能一心一意往前走了，上面的组织和路线调整，下面的退路断绝，这两个方面极大地加强了共产党的革命坚定性和团结，革命是这样成功的。通过这个对照，来考察造反派在思想上、组织上，包括斗争策略上的各个方面所达到的水平，都有很大的欠缺，文革的失败不是偶然，造反派作为文革的中坚力量有那么多的缺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比较全国其他地区的造反派，武汉的造反派经历的摔打夹磨还是比较多的，经受锤炼也是比较突出的，上海的造反派就是太顺风顺水，他们在政治的成熟和经验就少很多。造反派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团结才有力量，而团结所必须的组织、思想、路线和领袖等问题都还处于待解决状态。
从团结的反面看，分裂是力量相互抵消的关键，这样看，武汉的造反派的团结，在全国还算是做得比较好的。重庆的8·15后来走到底了，在一月多全之后称为“革联会”，在54军的支持下变成一个武力镇压反到底的组织凭借，近似于变成武汉的百万雄师这么个“拥军派”组织。他们在54军的支持下，始终以打垮“反到底”为目标，这样就由早期的造反派蜕变成一个当权派的工具，这当然在全国也是一个极端，所以，重庆军队镇压造反派就有了现实的组织依托，无需另外再公开组织百万雄师这样的基干民兵组织可。另外一个极端，算是团结得比较好的，可能就是武汉的钢新两派，两派确实是有很多争执，但没有分裂到相互对立的两派，但是在每一次形势比较好的时候，因为政治上席位反面的竞争，也确实妨碍了双方团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当权派所利用。很多钢派的和新派的同志，都跟我说过这个分裂和对立的是非问题，为什么两派不能团结起来形成自己的组织和力量，这对于多数人掌握自身命运，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人类历史为什么多数被统治阶级难于抗衡少数统治阶级的力量，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多数人如何团结起来？当然，团结不起来也是有客观原因可以讲的，特别在毛时代那个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不突出的时代，被统治阶级多数看不到团结监督统治阶级有什么必要，这是文革期间造反派很容易分裂的原因之一。我们今天在反思文革的时候，如果要给今后的人们留下什么东西的话，被统治阶级参与政治竞争时如何实现团结，如何凝聚自身的力量，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作为过来人，作为参加过斗争并付出重大代价的群体，如果能够把这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好好总结提高一下，将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再一个说法，来自一个保守派人士，他是一冶的一个科长，文革时他在灵山铁矿工作。他针对最近30年中国的演变情况，对文革也有很深刻的反思，他提出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为什么经历过文革的中国，资本产主义还是顺利复辟了？他站在保守派的角度，总结出来一个结论是：造反派不仅没有很好地集结自己的力量，而且还很错误地使用了自己的力量。就他自己所亲历的文化大革命十年经历看，开始时灵山铁矿有七个处级副处级干部，但是都躲在后头不出面，把他和另外一个科长推在第一线，造反派起来之后，也往往把矛头对准第一线的小官，甚至把大量精力对准保守派工人，而真正有问题的上层和大官，根本就没有触及到。所以，他总结文革时期的根本性问题是：基层搞过了，上层没会到。等到1973年xxx出来之后，那些根本没有触及到的上层，完完整整地保留在哪儿，搞复辟这很容易，这很简单，把那个根本没有触及和改造过的上层原班人马拉出来就是了。搞了十年文革，造反派把大部分集合起的力量对准基层，却让上层没有触及到。虽然也有大字报或报纸上的文章在批判上层，但是在日常管理中间，没有能够形成一种机制，组成一种力量、一种组织来制约上层，上边自己决策不反应老百姓的意见，结果文革前怎么样，文革后还那样。譬如说武汉“7·20”事件之后，武汉有些基层的造反派，把主要精力用于对百万雄师基层群众所干的坏事进行清算，而那么对上层的和幕后的人和事，对思想性的路线的东西，则触及得很少，这个现象是有普遍性的，整个文革期间都这样，就整个社会和全局性的问题来讲，上面的那些人、那些思想、那些路线、那些倾向都没触动，这么一来，xxx复辟的人就很容易啦，这些东西原来就存在那，就像书架一样，上面几层都没动，复辟很简单，就把上面那几层搬出来一切都OK了。实际上从林彪事件以后，那存在书架上层的东西，就开始一样一样往外搬。好不容易集结了一点力量，但是如何用好这些力量去达到改进政治和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提高觉悟反省的一个方面。今天再回顾毛泽东的很多讲话，他反复讲要在学生中间取消保皇派的说法，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在“7·20”之后有明确的讲话说就是要抓保守派内部的坏人也要让他底下的群众起来造反。这其实都是反应了老革命家的造反经验，就是希望造反派不要把矛头对着那些眼面前的底层的人和事，文革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不在这些层次上。
对于上层和官员也不是完全没有触及，但是触及的方式有错误。有一个法国学者叫夏尔·贝特兰，他在研究文革的时候，很多人把精力放在翻历史旧账方面，这个事情也搞偏了。他说社会主义要改进，是要改进社会关系，建立起新型的人与人关系，不是要花力气证明那一部分人不合适当官，更不是要确立只有历史清白的人才能当官这样的逻辑。清理一部分人的历史表现，投放的精力过多，妨碍了主要目标——如何在现实社会中间把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改变过来。要把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改过来，那么对承载社会关系的节点上的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承载，要保留哪些部分，改造哪些部分，要采取什么不同的政策。在贝特兰看来，社会关系改进应该作为第一目标，而更换节点上的个人要服从这个努力方向，这与毛泽东本人的看法一致，林彪曾经说过文革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这次就硬是要把干部拉出来批判一通，还说文革是“革‘革过命’的命”，这个说法毛泽东曾经评论过，说只是部分正确，很多经历过革命的老干部，对革命有功劳，但是现在搞特权、当官做老爷，需要批判，但不是要从根本上打倒或者更换他们，而是要放弃旧思想和错误路线。在夺权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说只夺运动领导权和业务监督权，而不是要把以前的干部都扫掉，特别批评那种连科长都不要的人，说这些人一定要搞到自己头上的。这些说法中间，都是否定换人当官的简单思路，而是要在从前铁板一块的官僚机器中间“掺沙子、透空气”，加入新的因素和力量，让群众的声音通过新的代表产生方式进入决策和监督层面。而且，从公有制社会看，私有制下的财产和雇佣关系已经废止，经济关系在社会关系中间的分量下降，政治关系特别是官民关系如何确立，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从这个方面看，硬要把文革搞成一场干部下台的运动，一方面是强加给缺乏管理经验的造反派一个难于完成的秩序维护和管理任务，在另一方面还造成对当权派的反向政治动员，培植他们对于文革和造反的严重不满，为反文革阵线提供足够的政治反抗能量，就跟井冈山时期有人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结果逼着他们上山拿枪跟红军对着干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看，很多造反派的反省和认识是不够的，社会关系改进不是找坏人和清除坏人就能够解决的，把很多时间用于搞专案和外调，这个尤其受到贝特兰的批评，认为这一方面排斥了群众参与，而且还转移了群众关心的方向，没有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导到如何建设合理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官民关系方面来。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文革一方面搞过了，把过多的人牵扯进来了，另一方面也搞偏了，该搞的地方没有投入最低限度的精力，主要表现就是过分重视干部的历史和任职资格问题，过少关注建立合理的官民关系和上下级互动制度。到后来很多造反派包括鲁礼安，这些人从极左转到极右，这是有逻辑上的合理性的，文革按照这些人的这些个想象，没有集中精力和注意力在合理的社会关系方面确立新的民主因素，过分关注“重建党、重建政府、重建解放军”方面，这三个方面都是为换一批“毫无专业训练的人士”去当官做准备的，这种设想即便是成功了，也未必就能够提高国家和社会管理的专业水平，同时提升当权派和保守派的不满程度和反抗能量，不管是在技术上（管理经验多寡）还是在政治上（反对能量大小），都会把文革送入绝路。文革当中的左翼最激进的派别，在逻辑上很容易转变为现在的右翼激进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某些人参与文革者的私心有关，希望通过参加运动来积累政治资本、从而爬上去的人不是没有，这种人对于社会关系改进毫无兴趣，仅仅关心换班子、占位子，没有占到位子就认为上了毛泽东的当，这种逻辑很容易理解，参加文革没有积累到政治资本，不符合投入收益计算，你毛泽东竟然没有预备给我们政治收益，还号召我们参与进来，在文革十年中间投入那么多，跟今天的辽宁“蚁力神”圈钱有得一比。
哈军工有个大学生，在反思文革失败时说过，文革搞了十年，在这么长时间里，确实没有团结到群众的百分之九十五，也没有团结到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你怎么能不失败？他还提到中央文革的执行力太差，譬如主席和中央已经做了决策，群众组织应用搞几派大联合而不是一派掌权，但黑龙江潘复生就是搞一派掌权整另外一派，哈军工是1970年国防科工委派工作组下去之后，才解放我们的，但是主席的设想是1967年秋天就下达的，还有文件，他们没有能力监督官僚机器执行中央政策。很多中央的政策未能很好落实下去，毛主席有了指示和设想，剩下来的关键是要落实，结果很多好政策长期落实不下去，特别是很多人长期遭遇到不合理对待，时间长了，谁都有意见，不满就慢慢积累起来了。我记得武汉有很人就认为，如果毛主席把权交给我们，我们肯定能掌好。如果仅仅从管理技术角度看，这个确实不需要怀疑，上海就是把权交给造反派了，上海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搞成了全国的先进行列。这个案例确实可以证明毛的那句话：没有了张屠夫，我们还会吃活毛猪？这也说明，在毛时代的体制下当干部，好像比今天要容易一点，人本身的专业素质差距和管理经验，看来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上海是中央坚决顶住了，让造反派掌了权，河南是因为他们的省委书记打了招呼，很多主要干部和造反派不是那么样对立，那里的造反派在文革中受压要少一些，生产受影响也少一些，这两个后来被定性为“文革重灾区”的地方，经济发展和生产并不坏。问题的关键在于，造反派掌权在官方在民间都有强大的反对力量，特别一些工厂里面有着强大的保守派群众。在这个意义上看，很多人老是说文革要有一个制度，最基础性的制度要求实际上达不到，核心的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制度运行很难得到多数人认同和接受，再好的制度都无法运行，再能干的领导群体也很难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主张文革要实现换班子确实是极左，检验标准就是保守派群众和干部数量的多寡，很多人至今仍然认为文革没有实现大换班是毛泽东右倾跟老干部妥协的结果，要么是私心想要把参加文革变成一种有政治收益的投入过程，要么是幼稚，看不到政治收益再分配背后的利益调整难度和反抗能量。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巨大的国家，毛去世前就有接近八亿人，在这样的国家里面建设一个新制度，确实有着迫切的需要，但是可能性在哪里呢？十六条中间要破除“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这个工作到底做了多少？这是新制度取得多数人的同意的关键领域，我记得毛泽东曾经说过：批倒批臭走资派是从政治上和思想批臭，而不是从生活上批臭，不要把红卫兵小报办成黄色小报。从生活上、道德上批臭一个高官很容易，但是对于建设新制度，让多数人认同新制度则很难，这种批判的效果很容易造成一种换班子的舆论：那些台上掌权的人不是好东西，搞一场政治动员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建设新制度则远远不够，就算是把换班子的模式重复一百遍，恐怕还是无法造就一个新制度。造就新制度的基础，和团结多数人，在逻辑上有很大的重合，这个问题在文革中确实没有解决好。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一场演习，这是很不自信的说法，显然是考虑了文革中坚力量的认识水平和努力所达到的高度。很多造反派说xxx是翻案搞复辟，但他都是充分利用了你留给他的弱点的，你没有说清楚好的社会关系改进怎么进行、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改进，文革十年你没有能够找到团结多数人提升自己力量，并有效地利用这些力量进行合理的社会关系建设，还由此造就了很大的政治反抗能量，他为什么不利用，其实林立果就已经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他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谁能够代表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不满意，就能够取得政治领导权，这就轻飘飘地完成了历史改写。
文革失败了，很多造反派有怨气，说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可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那些人来说，参加政治只能考虑全局利益，没有你追求个人利益的空间，你不考虑全局利益和改进方法，凭你自己个人是很难找到出路的。在正常的社会竞争里面，处在社会下层的群体，政治权力也好，经济利益也好，文化资本也好，你都是弱势，怎么通过发起一场政治竞争来赢得优势呢？所以，底层的现实目标，就是通过维护大家来维护自己，通过维护制度了捍卫利益，不存在个人奋斗的实际可能，这就要想办法维持一个扁平的社会，抑制社会分化的恶性膨胀，在抑制社会分化的恶性膨胀中间，防止少数聚敛财富和权力是方法是什么，怎么样贯彻到日常管理和工作生活中间来，这是改进社会关系的关键。显然这样的改进过程，改进需要针对的对象，就不是对人的问题，不能想象把别人弄下来自己爬上去，而是要造就新型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官民关系。很多人包括一些造反派，总认为文革十年自己弄得这么惨，是因为毛泽东没有创造一个制度，如果有了一个好制度，有可能在低成本情况下实现社会关系改进，在不挨整不遭遇当权派保守派报复的情况下参与政治。在这个思路的反面，是这样一种企图：在没有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激烈反对的情况下剥夺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实现一种对多数人有力的新制度建设。造反派怨气的一种表现，就是对制度的呼唤，1974年广州有人写了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就体现了很多造反派的想法，我们参加文革，也没有干什么坏事，为什么要一再遭到秋后算账呢？能不能制定一种制度或者法律，保证我们参与政治并改进政治而不受报复呢？这种制度和政策在文革期间是一再颁布的，但是得不到执行，反过来，那些本来不涉及造反派的种种清算政策，却无一例外地落到造反派头上，譬如清理阶级队伍，譬如一打三反，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既然你反抗精英阶层权力和利益扩张，反对少数人扩张对于多数人的损害，为什么不会遭到少数人的报复呢？这个少数人都是有权有势有知识的少数人，他们拥有比一般人多得多的手段和能力去捍卫自身利益和权力的，文革造反派被妖魔化了三十年，难道是偶然的吗？核心问题，就是是否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可以用矛盾和阶级来进行分析，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利益分化和冲突程度如何，如果可以的话，这些抱怨和指望都不过是幻想。实际上，不仅仅是秋后算账，秋前算账都有好几轮，文革早期工作组在群众中间排左中右，66年秋天高干子弟搞的“白色恐怖”；1967年“二月逆流”时期军队出面“镇压反革命”和随后对造反派的武斗围剿，1968年的清队，1970年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1975年对闹事派绝不手软，1976年抓进班房，这些难道是因为符合政策吗？付廉就曾经说过，中央有了政策，毛主席有了指示，那些总是不执行，要等到造反派知道之后并起来造反了，他们才应付一下。制度、政策的制订，与实际执行完全是两回事，对于经历过“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人，这中间差距本应该易于理解，不应该有这么高的制度迷信的。
对于文革的彻底否定，对于造反派的妖魔化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十年，由于对立面伪造历史方面走得太过，任何一种文革回忆录出版，那怕是极右的回忆录出版，都对反驳伪造历史有好处，过度造假的长期后果现在表现出来了：除非人们不发言，一发言都构成对伪历史的反驳。从造反派角度看，出版回忆录不仅仅是一种反驳伪历史的过程，还不应该忘记作为社会底层人士参与政治的反思。如果仅仅从原有的立场出发，去恢复历史面目，那么这个反思还缺乏高度，还是不能说服多数人。由于对造反派的妖魔化登峰造极，回忆录很容易陷入一种简单的辩解套路：只注重说我没有干坏事，我不是个坏人，那些说法冤枉我了。这种事后的辩解，缺乏历史和政治高度，在几十年后这个反省还是不够的。我希望能够在回忆录中间，增加一部分多数人如何觉悟，怎样把底层的分裂消弭掉，团结起来形成自己的力量，形成对上层的制约，形成对上层的监督。让后来的人知道，努力的方向在哪，容易犯错误的地方又在哪里，这才是对历史负责，对自己所付出的青春、热血的一个交代。鲁迅先生说过，人类在血战中间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初用了大量的木头结构却只有一小块。在付出了那么多的投入之后，如何留给后人以有教益的启示，哪怕仅仅是“一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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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想念领袖的老兵】 于 2010-1-17 11:28:21 评论说
所谓保守派，只是对发动文革的意义及目的认识不到位，多数都是工厂的老工人，他们对新社会、对共产党怀有深深的感情，不能容忍反党的行为。想一想，当时解放才十多年，又经历了困难时期，仍旧有那样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是多么难能可贵。而造反派中有一些就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怀有投机性质，让普通民众难以认同。这些都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当然企业中的保守派完全不同于北京的那些中学生联动分子，后者是受人控制的典型的“保守”派。造反派确实也要反思。
2 楼【想念领袖的老兵】 于 2010-1-17 11:41:59 评论说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倒谁，不是林彪理解的那样，打倒一批、解放一批、使用一批。目的就是保证共产党领导的着一场革命的终极目的——广大劳苦大众掌握政权，掌握政权的途径仍然是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共产党必须牢记自己的宗旨——为人民服务。至于如何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领导实施监督，文革就是一种尝试。文革中人为地制造群众对立正是某些某些势力有意无意保护自己免受批判的手段。所谓保守派、造反派在总结文革的历史教训的时候必须捐弃前嫌共同总结，因为互相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是毛主席说的。没有任何人不打算发展经济，正如文中所说，上海最早恢复生产，而且坚持的很好，帮助全国其他地方恢复生产。现在的问题是发展生产和经济是不是能够保证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发展成果为绝大多数民众分配，而不是把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不管这些人背景如何都是错误的。这就是邓小平讲的，不能有两级分化，否则改革就失败了。现在坚持邓小平理论首先必须面对这一现实问题，手段是中央提出的2010年合理分配制度，但是根本还在于整个体制要能够代表群众的利益，也就是文革想解决的问题——为发展准备思想和政治基础。
3 楼【探讨】 于 2010-1-17 12:25:58 评论说
实际上，“秋前算账”都有好几轮：文革早期各地批“地方特色”的“小邓拓”；工作组在群众中间排左中右；66年秋天高干子弟搞的“白色恐怖”；1967年“二月镇反”时期军队出面“镇压反革命”；随后对造反派的“武斗”围剿；1968年的清队；1970年清查“五一六”分子；1975年对闹事派绝不手软，1976年抓进班房。“秋”后“抓批三种人”到80年代“彻底清查”。——这些是组织上的。同时是思想上的，那就靠诽谤、污蔑、谣言了。
……
现在是网络文革时代，比当年的文革进步许多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文革没有完全失败，起码在思想上。所以，现在有人特别害怕说文革。
4 楼【学与思】 于 2010-1-17 12:39:08 评论说
（平等讨论，请版主放行。）
老田应当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如果那些二十多年与工农大众一起出生入死，为人民打下了江山的人在短短十几年之内就大多都成了走资派（包括老田口中的“老军头”们）——造反派要打倒的对象，那么借毛主席的威望在一个月之内就轻松夺取了政权的造反派凭什么让我们相信你们不会在更短的时间内变成走新资派呢？
是你们有毛主席的教导吗？难道那几百万老革命不是拥有更长时间、更深刻、更深入灵魂的毛主席教导吗？
是你们的阶级成分更纯粹吗？那么清理时阶级队伍为什么会重创造反派？
是阶级路线过时了吗？那不就和“三个DB”一样了吗？
一方面，文革的伟大表现在从来没有过的广泛的民主政治，另一方面恰恰是人民大众还缺乏大民主的思想准备而造成了阶级阵线的混乱，造成了人民群众分裂和内战。也正是因为分裂和内战，毛主席才决定全面清理阶级队伍，并且说出了“如果坚持不改，坚持要这么搞，那么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坏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围剿!”这样的话。
你反复攻击清理阶级队伍，难道不是和毛主席对着干吗？
5 楼【草木葳蕤】 于 2010-1-17 12:52:51 评论说
文章写的很好。问题是，造反派两面对主流精英对文革的妖魔化已经麻木，他们更多地庆幸自己从那场“浩劫”中活过来，活到今天。对政治已经很伤心。有的甚至出于对毛的抱怨，而向右转了。然而当局至今不能在主流媒体上实事求是地对待文革，因为极右精英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对文革的歪曲宣传，使得现在的青年至今还认为文革是什么“浩劫”“动乱”，造反派是土匪。
文革造反派有种种错误，那是时代的原因，有一些在当时是很难避免的。但是文革造反派的大方向是跟着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走的，造反的动机是纯洁的。对造反派打压了几十年是很不公平的。
什么时候当局不把文革列为禁区了，什么时候文革的真相才能大白于天下。但是现在还不行。
6 楼【lsliu3】 于 2010-1-17 12:56:45 评论说
这是一片极好的文章。谢谢作者！收藏了！
7 楼【思汝】 于 2010-1-17 13:08:12 评论说
讲的比较深刻！我想除了上面所说的力量的团结和谐、对革命对象和革命目的统一认识等，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如何引导私心的释放？一面的批斗似乎不是很好的方法，用物质来填欲壑好像更适得其反。个体的不稳定因素得不到有效解决，积聚的力量越大，隐藏的破坏力也越大。从现实社会来看，这种个体的不稳定已经被催化强化。是等待爆破重生，还是出现圣人神医疏导化解，或者其他更有特色的方式方法？自我反思的局限性决定了自我反思所能达到的功效，但是重病还需慢医。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很好：在付出了那么多的投入之后，如何留给后人以有教益的启示，哪怕仅仅是“一小块”。
8 楼【骆玉涛】 于 2010-1-17 13:58:27 评论说
文革是有不少负面的东西，但是，文革的主体和精神，无论如何都是好的。工农兵的主体地位是空前的。至少直到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达到中国那时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精神风貌的水平。造反派组织联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工农兵结合进领导班子，都是创造，都是人类文明的进步，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积极因素。
群众组织中的缺点和问题，有历史的原因，应善意批评，应帮助提高，但不应过多地渲染和夸大。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奴役，希望几十年就把人们变得很完美无缺，是不可能的。
9 楼【锦绣河山】 于 2010-1-17 14:14:10 评论说
老田老师的文章见解深刻独到,非常敬仰.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回顾与反思文化大革命
2010-01-17 16:58:12 作者：老田 来源：乌有之乡 浏览次数：0 文字大小：【大】【中】【小】
从政治和历史角度看，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间，文革十年时间里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暴露得十分集中十分彻底，这是一段高度浓缩的历史。因为我对这段浓缩的历史格外感兴趣，所以花了些时间向在坐的各位学习过这一段历史。通常情况下，什么都在统治阶级的控制之下，很多问题暴露不出来；文革这个时候恰好反过来了，政治让底层人民广泛地参加，也存在着失控，这就为暴露一个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创造了条件：为什么两千年来的历史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关键在于多数人怎样才能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才能超越少数的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对多数人掌握和控制。因为还没有来得及看老吴的书，所以只能空泛地就这个方面谈一点希望，我在向全国的造反派老同志学习这段历史的时候，有几种说法我很受启发，有相当的反思高度，今天我转述一下。
一个是林师傅林之忠，他今天没来。他有个说法很有意思，他把文革的造反，跟共产党干革命进行对比，说文革搞了十年，造反派还没有完全真正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清理整顿，这方面的成就还是很低的，与革命时代相比，还只相当于红军长征到了湖南，遵义会议还没开，自己的正确路线和组织领袖都还没有产生出来，所以文革失败就有了这个方面的不足，有必然性。然后他再从造反派的经验和立场出去反思革命，他说如果不是江西根据地被国民党打垮了，大家不得不长征去延安的话，共产党革命也可能还是要失败，那个内部思想上的不同意见，很妨碍团结，也妨碍力量的凝聚；而且参加革命的人都是湖南江西两省的人，因为在家乡附近，老婆孩子还经常来拉，有些人心里也想着不行了就回家去。因为走了二万五千里，受了这么多的波折，到延安以后很多人都有反省，这样才有了通过过整风清理了组织清理了思想的可能性，才能形成正确的路线，形成了坚强的领导集体；大家都远离故乡跑到几千里之外的延安山沟里，跟家乡的联系完全切断了，只能一心一意往前走了，上面的组织和路线调整，下面的退路断绝，这两个方面极大地加强了共产党的革命坚定性和团结，革命是这样成功的。通过这个对照，来考察造反派在思想上、组织上，包括斗争策略上的各个方面所达到的水平，都有很大的欠缺，文革的失败不是偶然，造反派作为文革的中坚力量有那么多的缺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比较全国其他地区的造反派，武汉的造反派经历的摔打夹磨还是比较多的，经受锤炼也是比较突出的，上海的造反派就是太顺风顺水，他们在政治的成熟和经验就少很多。造反派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团结才有力量，而团结所必须的组织、思想、路线和领袖等问题都还处于待解决状态。
从团结的反面看，分裂是力量相互抵消的关键，这样看，武汉的造反派的团结，在全国还算是做得比较好的。重庆的8·15后来走到底了，在一月多全之后称为“革联会”，在54军的支持下变成一个武力镇压反到底的组织凭借，近似于变成武汉的百万雄师这么个“拥军派”组织。他们在54军的支持下，始终以打垮“反到底”为目标，这样就由早期的造反派蜕变成一个当权派的工具，这当然在全国也是一个极端，所以，重庆军队镇压造反派就有了现实的组织依托，无需另外再公开组织百万雄师这样的基干民兵组织可。另外一个极端，算是团结得比较好的，可能就是武汉的钢新两派，两派确实是有很多争执，但没有分裂到相互对立的两派，但是在每一次形势比较好的时候，因为政治上席位反面的竞争，也确实妨碍了双方团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当权派所利用。很多钢派的和新派的同志，都跟我说过这个分裂和对立的是非问题，为什么两派不能团结起来形成自己的组织和力量，这对于多数人掌握自身命运，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人类历史为什么多数被统治阶级难于抗衡少数统治阶级的力量，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多数人如何团结起来？当然，团结不起来也是有客观原因可以讲的，特别在毛时代那个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不突出的时代，被统治阶级多数看不到团结监督统治阶级有什么必要，这是文革期间造反派很容易分裂的原因之一。我们今天在反思文革的时候，如果要给今后的人们留下什么东西的话，被统治阶级参与政治竞争时如何实现团结，如何凝聚自身的力量，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作为过来人，作为参加过斗争并付出重大代价的群体，如果能够把这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好好总结提高一下，将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再一个说法，来自一个保守派人士，他是一冶的一个科长，文革时他在灵山铁矿工作。他针对最近30年中国的演变情况，对文革也有很深刻的反思，他提出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为什么经历过文革的中国，资本产主义还是顺利复辟了？他站在保守派的角度，总结出来一个结论是：造反派不仅没有很好地集结自己的力量，而且还很错误地使用了自己的力量。就他自己所亲历的文化大革命十年经历看，开始时灵山铁矿有七个处级副处级干部，但是都躲在后头不出面，把他和另外一个科长推在第一线，造反派起来之后，也往往把矛头对准第一线的小官，甚至把大量精力对准保守派工人，而真正有问题的上层和大官，根本就没有触及到。所以，他总结文革时期的根本性问题是：基层搞过了，上层没会到。等到1973年xxx出来之后，那些根本没有触及到的上层，完完整整地保留在哪儿，搞复辟这很容易，这很简单，把那个根本没有触及和改造过的上层原班人马拉出来就是了。搞了十年文革，造反派把大部分集合起的力量对准基层，却让上层没有触及到。虽然也有大字报或报纸上的文章在批判上层，但是在日常管理中间，没有能够形成一种机制，组成一种力量、一种组织来制约上层，上边自己决策不反应老百姓的意见，结果文革前怎么样，文革后还那样。譬如说武汉“7·20”事件之后，武汉有些基层的造反派，把主要精力用于对百万雄师基层群众所干的坏事进行清算，而那么对上层的和幕后的人和事，对思想性的路线的东西，则触及得很少，这个现象是有普遍性的，整个文革期间都这样，就整个社会和全局性的问题来讲，上面的那些人、那些思想、那些路线、那些倾向都没触动，这么一来，xxx复辟的人就很容易啦，这些东西原来就存在那，就像书架一样，上面几层都没动，复辟很简单，就把上面那几层搬出来一切都OK了。实际上从林彪事件以后，那存在书架上层的东西，就开始一样一样往外搬。好不容易集结了一点力量，但是如何用好这些力量去达到改进政治和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提高觉悟反省的一个方面。今天再回顾毛泽东的很多讲话，他反复讲要在学生中间取消保皇派的说法，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在“7·20”之后有明确的讲话说就是要抓保守派内部的坏人也要让他底下的群众起来造反。这其实都是反应了老革命家的造反经验，就是希望造反派不要把矛头对着那些眼面前的底层的人和事，文革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不在这些层次上。
对于上层和官员也不是完全没有触及，但是触及的方式有错误。有一个法国学者叫夏尔·贝特兰，他在研究文革的时候，很多人把精力放在翻历史旧账方面，这个事情也搞偏了。他说社会主义要改进，是要改进社会关系，建立起新型的人与人关系，不是要花力气证明那一部分人不合适当官，更不是要确立只有历史清白的人才能当官这样的逻辑。清理一部分人的历史表现，投放的精力过多，妨碍了主要目标——如何在现实社会中间把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改变过来。要把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改过来，那么对承载社会关系的节点上的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承载，要保留哪些部分，改造哪些部分，要采取什么不同的政策。在贝特兰看来，社会关系改进应该作为第一目标，而更换节点上的个人要服从这个努力方向，这与毛泽东本人的看法一致，林彪曾经说过文革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这次就硬是要把干部拉出来批判一通，还说文革是“革‘革过命’的命”，这个说法毛泽东曾经评论过，说只是部分正确，很多经历过革命的老干部，对革命有功劳，但是现在搞特权、当官做老爷，需要批判，但不是要从根本上打倒或者更换他们，而是要放弃旧思想和错误路线。在夺权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说只夺运动领导权和业务监督权，而不是要把以前的干部都扫掉，特别批评那种连科长都不要的人，说这些人一定要搞到自己头上的。这些说法中间，都是否定换人当官的简单思路，而是要在从前铁板一块的官僚机器中间“掺沙子、透空气”，加入新的因素和力量，让群众的声音通过新的代表产生方式进入决策和监督层面。而且，从公有制社会看，私有制下的财产和雇佣关系已经废止，经济关系在社会关系中间的分量下降，政治关系特别是官民关系如何确立，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从这个方面看，硬要把文革搞成一场干部下台的运动，一方面是强加给缺乏管理经验的造反派一个难于完成的秩序维护和管理任务，在另一方面还造成对当权派的反向政治动员，培植他们对于文革和造反的严重不满，为反文革阵线提供足够的政治反抗能量，就跟井冈山时期有人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结果逼着他们上山拿枪跟红军对着干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看，很多造反派的反省和认识是不够的，社会关系改进不是找坏人和清除坏人就能够解决的，把很多时间用于搞专案和外调，这个尤其受到贝特兰的批评，认为这一方面排斥了群众参与，而且还转移了群众关心的方向，没有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导到如何建设合理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官民关系方面来。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文革一方面搞过了，把过多的人牵扯进来了，另一方面也搞偏了，该搞的地方没有投入最低限度的精力，主要表现就是过分重视干部的历史和任职资格问题，过少关注建立合理的官民关系和上下级互动制度。到后来很多造反派包括鲁礼安，这些人从极左转到极右，这是有逻辑上的合理性的，文革按照这些人的这些个想象，没有集中精力和注意力在合理的社会关系方面确立新的民主因素，过分关注“重建党、重建政府、重建解放军”方面，这三个方面都是为换一批“毫无专业训练的人士”去当官做准备的，这种设想即便是成功了，也未必就能够提高国家和社会管理的专业水平，同时提升当权派和保守派的不满程度和反抗能量，不管是在技术上（管理经验多寡）还是在政治上（反对能量大小），都会把文革送入绝路。文革当中的左翼最激进的派别，在逻辑上很容易转变为现在的右翼激进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某些人参与文革者的私心有关，希望通过参加运动来积累政治资本、从而爬上去的人不是没有，这种人对于社会关系改进毫无兴趣，仅仅关心换班子、占位子，没有占到位子就认为上了毛泽东的当，这种逻辑很容易理解，参加文革没有积累到政治资本，不符合投入收益计算，你毛泽东竟然没有预备给我们政治收益，还号召我们参与进来，在文革十年中间投入那么多，跟今天的辽宁“蚁力神”圈钱有得一比。
哈军工有个大学生，在反思文革失败时说过，文革搞了十年，在这么长时间里，确实没有团结到群众的百分之九十五，也没有团结到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你怎么能不失败？他还提到中央文革的执行力太差，譬如主席和中央已经做了决策，群众组织应用搞几派大联合而不是一派掌权，但黑龙江潘复生就是搞一派掌权整另外一派，哈军工是1970年国防科工委派工作组下去之后，才解放我们的，但是主席的设想是1967年秋天就下达的，还有文件，他们没有能力监督官僚机器执行中央政策。很多中央的政策未能很好落实下去，毛主席有了指示和设想，剩下来的关键是要落实，结果很多好政策长期落实不下去，特别是很多人长期遭遇到不合理对待，时间长了，谁都有意见，不满就慢慢积累起来了。我记得武汉有很人就认为，如果毛主席把权交给我们，我们肯定能掌好。如果仅仅从管理技术角度看，这个确实不需要怀疑，上海就是把权交给造反派了，上海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搞成了全国的先进行列。这个案例确实可以证明毛的那句话：没有了张屠夫，我们还会吃活毛猪？这也说明，在毛时代的体制下当干部，好像比今天要容易一点，人本身的专业素质差距和管理经验，看来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上海是中央坚决顶住了，让造反派掌了权，河南是因为他们的省委书记打了招呼，很多主要干部和造反派不是那么样对立，那里的造反派在文革中受压要少一些，生产受影响也少一些，这两个后来被定性为“文革重灾区”的地方，经济发展和生产并不坏。问题的关键在于，造反派掌权在官方在民间都有强大的反对力量，特别一些工厂里面有着强大的保守派群众。在这个意义上看，很多人老是说文革要有一个制度，最基础性的制度要求实际上达不到，核心的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制度运行很难得到多数人认同和接受，再好的制度都无法运行，再能干的领导群体也很难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主张文革要实现换班子确实是极左，检验标准就是保守派群众和干部数量的多寡，很多人至今仍然认为文革没有实现大换班是毛泽东右倾跟老干部妥协的结果，要么是私心想要把参加文革变成一种有政治收益的投入过程，要么是幼稚，看不到政治收益再分配背后的利益调整难度和反抗能量。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巨大的国家，毛去世前就有接近八亿人，在这样的国家里面建设一个新制度，确实有着迫切的需要，但是可能性在哪里呢？十六条中间要破除“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这个工作到底做了多少？这是新制度取得多数人的同意的关键领域，我记得毛泽东曾经说过：批倒批臭走资派是从政治上和思想批臭，而不是从生活上批臭，不要把红卫兵小报办成黄色小报。从生活上、道德上批臭一个高官很容易，但是对于建设新制度，让多数人认同新制度则很难，这种批判的效果很容易造成一种换班子的舆论：那些台上掌权的人不是好东西，搞一场政治动员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建设新制度则远远不够，就算是把换班子的模式重复一百遍，恐怕还是无法造就一个新制度。造就新制度的基础，和团结多数人，在逻辑上有很大的重合，这个问题在文革中确实没有解决好。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一场演习，这是很不自信的说法，显然是考虑了文革中坚力量的认识水平和努力所达到的高度。很多造反派说xxx是翻案搞复辟，但他都是充分利用了你留给他的弱点的，你没有说清楚好的社会关系改进怎么进行、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改进，文革十年你没有能够找到团结多数人提升自己力量，并有效地利用这些力量进行合理的社会关系建设，还由此造就了很大的政治反抗能量，他为什么不利用，其实林立果就已经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他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谁能够代表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不满意，就能够取得政治领导权，这就轻飘飘地完成了历史改写。
文革失败了，很多造反派有怨气，说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可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那些人来说，参加政治只能考虑全局利益，没有你追求个人利益的空间，你不考虑全局利益和改进方法，凭你自己个人是很难找到出路的。在正常的社会竞争里面，处在社会下层的群体，政治权力也好，经济利益也好，文化资本也好，你都是弱势，怎么通过发起一场政治竞争来赢得优势呢？所以，底层的现实目标，就是通过维护大家来维护自己，通过维护制度了捍卫利益，不存在个人奋斗的实际可能，这就要想办法维持一个扁平的社会，抑制社会分化的恶性膨胀，在抑制社会分化的恶性膨胀中间，防止少数聚敛财富和权力是方法是什么，怎么样贯彻到日常管理和工作生活中间来，这是改进社会关系的关键。显然这样的改进过程，改进需要针对的对象，就不是对人的问题，不能想象把别人弄下来自己爬上去，而是要造就新型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官民关系。很多人包括一些造反派，总认为文革十年自己弄得这么惨，是因为毛泽东没有创造一个制度，如果有了一个好制度，有可能在低成本情况下实现社会关系改进，在不挨整不遭遇当权派保守派报复的情况下参与政治。在这个思路的反面，是这样一种企图：在没有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激烈反对的情况下剥夺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实现一种对多数人有力的新制度建设。造反派怨气的一种表现，就是对制度的呼唤，1974年广州有人写了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就体现了很多造反派的想法，我们参加文革，也没有干什么坏事，为什么要一再遭到秋后算账呢？能不能制定一种制度或者法律，保证我们参与政治并改进政治而不受报复呢？这种制度和政策在文革期间是一再颁布的，但是得不到执行，反过来，那些本来不涉及造反派的种种清算政策，却无一例外地落到造反派头上，譬如清理阶级队伍，譬如一打三反，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既然你反抗精英阶层权力和利益扩张，反对少数人扩张对于多数人的损害，为什么不会遭到少数人的报复呢？这个少数人都是有权有势有知识的少数人，他们拥有比一般人多得多的手段和能力去捍卫自身利益和权力的，文革造反派被妖魔化了三十年，难道是偶然的吗？核心问题，就是是否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可以用矛盾和阶级来进行分析，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利益分化和冲突程度如何，如果可以的话，这些抱怨和指望都不过是幻想。实际上，不仅仅是秋后算账，秋前算账都有好几轮，文革早期工作组在群众中间排左中右，66年秋天高干子弟搞的“白色恐怖”；1967年“二月逆流”时期军队出面“镇压反革命”和随后对造反派的武斗围剿，1968年的清队，1970年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1975年对闹事派绝不手软，1976年抓进班房，这些难道是因为符合政策吗？付廉就曾经说过，中央有了政策，毛主席有了指示，那些总是不执行，要等到造反派知道之后并起来造反了，他们才应付一下。制度、政策的制订，与实际执行完全是两回事，对于经历过“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人，这中间差距本应该易于理解，不应该有这么高的制度迷信的。
对于文革的彻底否定，对于造反派的妖魔化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十年，由于对立面伪造历史方面走得太过，任何一种文革回忆录出版，那怕是极右的回忆录出版，都对反驳伪造历史有好处，过度造假的长期后果现在表现出来了：除非人们不发言，一发言都构成对伪历史的反驳。从造反派角度看，出版回忆录不仅仅是一种反驳伪历史的过程，还不应该忘记作为社会底层人士参与政治的反思。如果仅仅从原有的立场出发，去恢复历史面目，那么这个反思还缺乏高度，还是不能说服多数人。由于对造反派的妖魔化登峰造极，回忆录很容易陷入一种简单的辩解套路：只注重说我没有干坏事，我不是个坏人，那些说法冤枉我了。这种事后的辩解，缺乏历史和政治高度，在几十年后这个反省还是不够的。我希望能够在回忆录中间，增加一部分多数人如何觉悟，怎样把底层的分裂消弭掉，团结起来形成自己的力量，形成对上层的制约，形成对上层的监督。让后来的人知道，努力的方向在哪，容易犯错误的地方又在哪里，这才是对历史负责，对自己所付出的青春、热血的一个交代。鲁迅先生说过，人类在血战中间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初用了大量的木头结构却只有一小块。在付出了那么多的投入之后，如何留给后人以有教益的启示，哪怕仅仅是“一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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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想念领袖的老兵】 于 2010-1-17 11:28:21 评论说
所谓保守派，只是对发动文革的意义及目的认识不到位，多数都是工厂的老工人，他们对新社会、对共产党怀有深深的感情，不能容忍反党的行为。想一想，当时解放才十多年，又经历了困难时期，仍旧有那样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是多么难能可贵。而造反派中有一些就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怀有投机性质，让普通民众难以认同。这些都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当然企业中的保守派完全不同于北京的那些中学生联动分子，后者是受人控制的典型的“保守”派。造反派确实也要反思。
2 楼【想念领袖的老兵】 于 2010-1-17 11:41:59 评论说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倒谁，不是林彪理解的那样，打倒一批、解放一批、使用一批。目的就是保证共产党领导的着一场革命的终极目的——广大劳苦大众掌握政权，掌握政权的途径仍然是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共产党必须牢记自己的宗旨——为人民服务。至于如何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领导实施监督，文革就是一种尝试。文革中人为地制造群众对立正是某些某些势力有意无意保护自己免受批判的手段。所谓保守派、造反派在总结文革的历史教训的时候必须捐弃前嫌共同总结，因为互相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是毛主席说的。没有任何人不打算发展经济，正如文中所说，上海最早恢复生产，而且坚持的很好，帮助全国其他地方恢复生产。现在的问题是发展生产和经济是不是能够保证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发展成果为绝大多数民众分配，而不是把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不管这些人背景如何都是错误的。这就是邓小平讲的，不能有两级分化，否则改革就失败了。现在坚持邓小平理论首先必须面对这一现实问题，手段是中央提出的2010年合理分配制度，但是根本还在于整个体制要能够代表群众的利益，也就是文革想解决的问题——为发展准备思想和政治基础。
3 楼【探讨】 于 2010-1-17 12:25:58 评论说
实际上，“秋前算账”都有好几轮：文革早期各地批“地方特色”的“小邓拓”；工作组在群众中间排左中右；66年秋天高干子弟搞的“白色恐怖”；1967年“二月镇反”时期军队出面“镇压反革命”；随后对造反派的“武斗”围剿；1968年的清队；1970年清查“五一六”分子；1975年对闹事派绝不手软，1976年抓进班房。“秋”后“抓批三种人”到80年代“彻底清查”。——这些是组织上的。同时是思想上的，那就靠诽谤、污蔑、谣言了。
……
现在是网络文革时代，比当年的文革进步许多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文革没有完全失败，起码在思想上。所以，现在有人特别害怕说文革。
4 楼【学与思】 于 2010-1-17 12:39:08 评论说
（平等讨论，请版主放行。）
老田应当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如果那些二十多年与工农大众一起出生入死，为人民打下了江山的人在短短十几年之内就大多都成了走资派（包括老田口中的“老军头”们）——造反派要打倒的对象，那么借毛主席的威望在一个月之内就轻松夺取了政权的造反派凭什么让我们相信你们不会在更短的时间内变成走新资派呢？
是你们有毛主席的教导吗？难道那几百万老革命不是拥有更长时间、更深刻、更深入灵魂的毛主席教导吗？
是你们的阶级成分更纯粹吗？那么清理时阶级队伍为什么会重创造反派？
是阶级路线过时了吗？那不就和“三个DB”一样了吗？
一方面，文革的伟大表现在从来没有过的广泛的民主政治，另一方面恰恰是人民大众还缺乏大民主的思想准备而造成了阶级阵线的混乱，造成了人民群众分裂和内战。也正是因为分裂和内战，毛主席才决定全面清理阶级队伍，并且说出了“如果坚持不改，坚持要这么搞，那么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坏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围剿!”这样的话。
你反复攻击清理阶级队伍，难道不是和毛主席对着干吗？
5 楼【草木葳蕤】 于 2010-1-17 12:52:51 评论说
文章写的很好。问题是，造反派两面对主流精英对文革的妖魔化已经麻木，他们更多地庆幸自己从那场“浩劫”中活过来，活到今天。对政治已经很伤心。有的甚至出于对毛的抱怨，而向右转了。然而当局至今不能在主流媒体上实事求是地对待文革，因为极右精英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对文革的歪曲宣传，使得现在的青年至今还认为文革是什么“浩劫”“动乱”，造反派是土匪。
文革造反派有种种错误，那是时代的原因，有一些在当时是很难避免的。但是文革造反派的大方向是跟着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走的，造反的动机是纯洁的。对造反派打压了几十年是很不公平的。
什么时候当局不把文革列为禁区了，什么时候文革的真相才能大白于天下。但是现在还不行。
6 楼【lsliu3】 于 2010-1-17 12:56:45 评论说
这是一片极好的文章。谢谢作者！收藏了！
7 楼【思汝】 于 2010-1-17 13:08:12 评论说
讲的比较深刻！我想除了上面所说的力量的团结和谐、对革命对象和革命目的统一认识等，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如何引导私心的释放？一面的批斗似乎不是很好的方法，用物质来填欲壑好像更适得其反。个体的不稳定因素得不到有效解决，积聚的力量越大，隐藏的破坏力也越大。从现实社会来看，这种个体的不稳定已经被催化强化。是等待爆破重生，还是出现圣人神医疏导化解，或者其他更有特色的方式方法？自我反思的局限性决定了自我反思所能达到的功效，但是重病还需慢医。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很好：在付出了那么多的投入之后，如何留给后人以有教益的启示，哪怕仅仅是“一小块”。
8 楼【骆玉涛】 于 2010-1-17 13:58:27 评论说
文革是有不少负面的东西，但是，文革的主体和精神，无论如何都是好的。工农兵的主体地位是空前的。至少直到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达到中国那时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精神风貌的水平。造反派组织联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工农兵结合进领导班子，都是创造，都是人类文明的进步，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积极因素。
群众组织中的缺点和问题，有历史的原因，应善意批评，应帮助提高，但不应过多地渲染和夸大。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奴役，希望几十年就把人们变得很完美无缺，是不可能的。
9 楼【锦绣河山】 于 2010-1-17 14:14:10 评论说
老田老师的文章见解深刻独到,非常敬仰.
陶杰
泛民主派争普选，亲中势力和中方最「条气唔顺」的一点，就是「为何英国管治时不见你们香港人争民主？」
泛民主派中的司徒华，在英治时代前半生大力争民主，而且与传教士叶锡恩，并为反英反殖的政治人物。还有刘千石，工运始於殖民地时代，其时亦未见中方声援。说泛民主派在英治时代没有争民主是与事实不符。
其余的泛民主派人士，在殖民地时代处於读书进修阶段，如大状四十五条，在六七十年代，他们尚在发育，叫他们如何争民主？反而那时的亲中势力，搞工会反资本主义最力，今日与商家往中南海的国宴厅一起挤，与有钱佬杯酒言欢，有的还沦为工贼。
泛民主派在殖民地时代不止争取过民主，还争取过香港独立，思想比甚麼普选激进，其组织备受殖民地政治部监察。说香港人九七前没有争过民主权利，是篡改历史，谎言说一千次，好像就弄假成真，这是欺香港下一代人无知，与日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一样，罪行相等。
即使退一万步，就算一九九七年之前，香港人争普选，态度不如今日之积极，那又如何？这是一个感性的选择——英国管治香港，深得港人信任，制度公正，法治优越，尚有伦敦下议院监察，在保守党当政时期，工党议员不断组团访港，收集民意，回到英国，所发表的尽是针对殖民地政府的不友善言论。有此完善的机制保障，香港人当然不必要普选。
今天，「回归」中国了，香港人反而要普选，不要问香港人为甚麼英国管治时不要普选，英国人走了，偏偏你来了，为甚麼就要普选？答案很简单：自一九四九年之后，身为宗主国，英国政府非常理性，从来没有搞过「文化大革命」，没有向地中海飘过浮尸，没有输出世界革命，没有跟金日成和波尔布特称兄道弟，没有向伦敦的游行示威者用坦克车镇压，英国不必向谁保证「从此不走回头路」、「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深得港人信任：这个国家很稳当，没有患上革命和暴力的情绪羊痫疯。
这就是香港人在「殖民」时代安於做顺民的理由。不错，香港人没有倒过麦理浩，也没有倒过尤德彭定康，偏偏倒董，香港人就是信任那一个，不信任这一个，而信任和尊重，是要自己挣回来的。重温毛泽东语录：「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就不会呼天抢地，悲叹香港人为何在殖民地时代甘於做顺民，做到今天，看见彭定康回归，尚视同亲人。这世界很不公平是不是？不，在不「公平」中，却是百分百公正。
新书：
《黄金盟誓之书》
《淡江记》
《红气球的旅行》，朱天文，山东画报
《理想的下午》，舒国治，广西师大
《福柯读本》，汪民安编，北大
《中央乐团史》，周光蓁，香港三联
《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李零，三联
《战争的技艺》，马基雅维里，上海三联
《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滨下武志，社科文献
《鸦片政权》，卜正民/若林正编，黄山书社
《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Naomi Klein，广西师大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Planet of Slums》，Mike Davis，新星
《水晶之城/City of Quartz》，Mike Davis，上海人民
《下城》，R.M.Fogelson，上海人民
旧书：
《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卡尔·施米特，华师大
《转变的中国》，王国斌，江苏人民
《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三联
《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巫鸿，上海人民
（这两本是给我爹买的）
已经第三次出现重复买书的状况，所以从本年度开始每月记书帐。
新书：
《黄金盟誓之书》
《淡江记》
《红气球的旅行》，朱天文，山东画报
《文字的故事》，唐诺，上海人民
《理想的下午》，舒国治，广西师大
《中央乐团史》，周光蓁，香港三联
《噪音》，郭文景，人民音乐
《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丸尾常喜，北大
《福柯读本》，汪民安编，北大
《反抗的意义和非意义》，Julia Kristeva，吉林出版集团
《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李零，三联
《战争的技艺》，马基雅维里，上海三联
《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滨下武志，社科文献
《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Opium Regimes》，卜正民/若林正编，黄山书社
《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The Shock Doctrine》，Naomi Klein，广西师大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Planet of Slums》，Mike Davis，新星
《水晶之城/City of Quartz》，Mike Davis，上海人民
《下城/Downtown》，R.M.Fogelson，上海人民
《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三联
《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巫鸿，上海人民
（这两本是给父亲大人买的。去年寄回过白谦慎和雷德侯两本书法研究，待暑假我回家时看到两本书已被翻得像是颇有年头，实在叹服我爹读书之快及认真）
旧书：
《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卡尔·施米特，华师大
《转变的中国》，王国斌，江苏人民
这两个月每次去万圣都有种眼花缭乱的感觉，Harvey那本《巴黎，现代性之都》也终于出了简体字版（只是书名被改成了《巴黎城记》…)，台版已经快被我翻烂了。如果可以不考虑翻译质量的话，我朝人文社科出版事业相比国际学术时尚已经落后得不算太多，当然，书价也越来越贵。
好书太多，更加深自己不学无术的罪恶感。
“……然而这又重新提出了并非所有反抗剥夺的斗争都是进步的这一问题。在此我们只要看一下美国的民兵运动，抑或少数民族地区反对移民，反抗‘外人’侵入他们视之为古老和神圣的土地的运动就可以了。这里的危险在于，缅怀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将阻碍那些贫穷和受压迫的人们谋求改善他们物质需求的努力；当地的这种排外行为将主宰在一系列地理尺度之上建立另类全球化的需求；重返过去的社会关系模式和生产体系将被假定成在一个不断前进的世界中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这些问题而言，似乎很难找到简单的答案。”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
为了这个阿环达，我这一天掉了一只手机外加一双手套。他妈的，要是这电影真牛比也就罢了，结果资本主义梦工厂搭出来的幻景也不过如此嘛。CX同学还吓唬我说如何如何刺激，一定要休息好再看之类，搞得我灰常紧张，紧张得手机都掉了！真是的，你怎么不知道提醒我注意随身物品呀！
观看过程中，我时不时摘下眼镜看看2D下那个双机投影的重影效果。搞了半天还是一个世纪以前生理光学取代古典光学后就在搞的那个骗术嘛。所谓骗术即，人在其中既是魔术师，又是受骗者。身体（视觉器官）本身成为论述争夺的中心场域，他不再外在于“奇观”（2D电影），而是被新的视觉技术纳入奇观展开的中心剧场，影像相对于观看者不再仅是再现知识型下经过暗箱的单点透视所中介的静止对象物。主客体间的帷幕被拆除了，影像变得愈发“可触”、“可感”、“可变”(卡梅隆说：“我们都在3D视角下看东西。这是我们看世界的习惯。在屏幕上看2D电影则是人工体验。这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3D帮助我们摒弃屏幕，目睹真实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这种摄影机为现实摄影系统。”)。人在其中既是构造和“占有”奇观的主体，又是现代科学进行主观视觉研究的经验性客体，同时是维持机械复制与再生产的元素。技术的更新是为了消弭视觉与观察物之间的距离（Crary有言，“立体视镜要发挥作用，所依恃者正在于，最靠近观者的物体在视觉上占有优先性，而眼睛与影像之间必须没有任何中介”），使观察者更加“身临其境”，使影像更加“栩栩如生”，而这种“写实主义”的代价却是视觉经验同对象物的构造互相分离，身体对现实的认知更加强烈地依赖于其与机械的互动。有了幻透镜，立体视镜，这个3D+IMAX哪有那么唬人呀。
阿凡达是在一个身体被解剖学除魅和抽象化的时代里通过严格的视觉规训（稍微坐的不正，就要破坏3D的统一感）搭出来的文化多元主义的乌托邦。“野蛮人”与野兽通灵的过程就如同接通机器电源。它用这样一种乌托邦来反思美国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行径（中国人民大喊：还有我开发商的暴力拆迁！），甚至告诉我们“那才是真实的，而现实是梦境”，这种所谓的“救赎”恰恰重复着拜物教的颠倒逻辑，所以下面的问题也许根本就不成为问题：既然卡梅隆如此珍爱这个全然在“地球人”的逻辑之外的世界，要保护它的“原初”性质，又为什么男主角变成“野蛮人”，且是变成“野蛮人”的领袖只需要三个月？（子安宣邦在批判柳田国男时说：“柳田投以亲密目光的平民的日常，永远是在他的叙事语境中被捕捉到的东西”）为什么野蛮人的领袖们都那么“国际化”，为什么男主角学了对方的语言还要用英文和女主角谈那么小资的恋爱（啊，Jack和Rose！）？为什么到头来还是只能由美国人来领导反对美国人的战争？
Crary在谈到现代观察者的技术时，特别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对圣西门的批判，马克思以万花筒的原理为例，说明圣西门“声称要使他的读者从一个观念推移到另一个观念，事实上却从头到尾维持同样的立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阿环达。不管是把潘多拉星球当做需要由我们地球人用文明和推土机共同开化的原始部落，还是一个“和谐”，“友爱”，“天人合一”的桃花源，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不幸的是，在我老家火星开放接客之前，我们暂时只有一个地球，这个地球上没有香格里拉，也不会有潘多拉。好莱坞老表现出一副要让圣母给他开开天眼的姿态，结果每回都是反过来由他的天灵盖来代言圣母。现在想想，花九十块钱去让卡梅隆带你到潘多拉度假村搞搞灵修，真不如花更多的钱去做做脚底按摩来得实在。（TMD，我的手机！）
哦对，我说那个男主角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呀，出来吃中饭的时候，俺一拍大腿，这不是奶油小生版巴拉克嘛！
这本书是我豆瓣签名的真正出处，在这之前，我没有读过本雅明那篇关于西班牙的文字。陶西格在这本书里写下了后人关于本雅明的追念里最为抒情的篇章，也许只有桑塔格那篇面相学家似的文章能与之媲美。本雅明的个人命运与他的写作一起在他们笔下构成了充满内在矛盾的事件，用本雅明自己的术语，一个“辩证意象”。
今天，城市笔记人在他的豆瓣日记上贴了他翻译的第一章中文稿，重温这些关于墓碑、记忆与死亡的文字，我就如同第一次读它时一样，久久失神。尤其当再一次瞟到这一句：“三十年后，汉斯.萨尔写到，‘我还从来没有意识到一个人生命中的思想和行动的冲突会如此悲剧化。’”我只想到本雅明自己的那段话：
在破坏型人物眼中，没有什么恒常之物。但恰恰因为如此，他在任何地方都能发现道路。在别人因墙壁或山脉而阻隔的地方，他却看到了一条路。但是，因为他处处都看到路，他也就不得不处处清除这条道路上的障碍。但并不总是仰仗蛮力，有时借助的是最精巧优雅的力量。正因为他在哪里都能发现道路，他总是使自己置身于十字路口，这一刻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他将存在的事物化为瓦砾，并不总是为了瓦砾本身，而是为了那条穿过瓦砾的道路。
破坏型人物活着，并非因为感到生命总是值得过的，而是因为自杀是毫无必要的。
本雅明在他的书里不断地强调着波德莱尔对于其所在阶级的反讽作用，而他自己也许唯有让“幻景”将他带离自身时才能展现对物质世界的洞若观火。在陶西格笔下，这一能力仿佛成了疗治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无能的“防御机制”。在《在土星的标志下》中，桑塔格是这样表述的：“迟钝是忧郁症性格的一个特征。言行笨拙则是另一特征，这样的人注意到太多的可能性，而未发现自己缺乏现实的感觉。”
1940年在西班牙，本雅明用他个人的死亡，为这一反讽事业写下了悲怆的最后注脚。
Walter Benjamin’s Grave: A Profane Illumination
（看上去译者不太愿意传播这篇译稿，因为“版权”的缘故，那么请移步他的豆瓣日记页面。没有仔细对照过原文，字面看来译文有个别可推敲之处，不过大体上无伤大雅）
And when today he lights up his cigarette, he uses a flintstone and a fuse, like everyone else. “In a boat,” he says, “that is the best way. The wind blows the matches out, but the harder the wind blows, the more the fuse glows.”
—Walter Benjamin, “Spain, 1932”
When she came looking for Walter Benjamin’s grave a few months after he died in the Hotel de Francia in Port Bou on the border between Spain and France, Hannah Arendt found nothing. Nothing, that is, other than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s she had ever seen. “It was not to be found,” she wrote Gershom Scholem shortly afterwards, “his name was not written anywhere.” Yet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provided by the town hall of Port Bou, one of Benjamin’s traveling companions, Frau Gurland, had paid out seventy-five pesetas for the rental of a “niche” for five years on September 28, 1940, two days after Benjamin died from what was diagnosed by the local doctor, Ramón Vila Moreno, as cerebral apoplexy, but is generally understood to have been suicide by a massive overdose of morphine tablets. “He had enough morphine on him to take his life several times over,” writes Lisa Fittko, who took him over the mountains into Spain.
Yet name or no name, the place was overwhelming.
“The cemetery faces a small bay directly looking over the Mediterranean,” wrote Arendt. “It is carved in stone in terraces; the coffins are also pushed into such stone walls. It is by far one of the most fantastic and most beautiful spots I have ever seen in my life.”
Scholem was not impressed. Years later he seemed downright dismissive, bringing his book-length memoir of Benjamin to an end with these words: “Certainly the spot is beautiful, but the grave is apocryphal.” It was an abrupt and sour note on which to end the story of a life, as if the dead man and therefore we, too, had been cheated of an ending, and what we had gotten instead was a suspension, a book whose last page was missing. For not only was there no name, as Arendt had discovered, but worse still there was a fake name or, depending on your point of view, something even worse, namely, a fake grave. Photographs clearly indicated, to Scholem at least, that a wooden enclosure with Benjamin’s name scrawled on it was nothing more than what he called “an invention of the cemetery attendants, whom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number of inquiries wanted to assure themselves of a tip.” Thus ended the life of the person who would be acclaimed, by George Steiner, for example, as the greatest critic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thus ends Scholem’s memoir. Even in death, Benjamin was a loser, his grave the plaything of men seeking a tip. In lieu of a real grave, we might say, Scholem buries his subject under charges of profanity.
It is as if he deliberately strives to avoid monumentalizing Benjamin, choosing instead to end on the most prosaic of notes; skullduggery in the graveyard—reminiscent of what Benjamin in his 1929 essay on surrealism called a “profane illumination.” But what exactly is illuminated? In Benjamin’s coining of the phrase, the illumination in a “profane illumination” bears the emphatic trace of a religious illumination it has surpassed. Furthermore, in the famous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written shortly before his death, Benjamin had stated that “only that historian will have the gift of fanning the spark of hope in the past who is firmly convinced that even the dead will not be safe from the enemy if he wins.” What impact does Scholem’s assessment of his grave have on that spark of hope?
How can Scholem state that the photographs “clearly indicate” that the grave is fake? How could any photograph clearly show such? And if the photographs do this, then why have the cemetery attendants created such a blatant fake when their machinations would surely be as obvious to visitors to the site as to Scholem studying the photographs? Surely it was not beyond the skill of these grave diggers to manufacture a wholesome replica of the real thing?
When we get right down to it, why trust that any grave contains what it’s supposed t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in life, namely, death, is so shrouded in secrecy and fear that most of us would never dare to check. Who knows what goes on up there in the graveyard of Port Bou? Maybe none of the graves have the right body, or any at all? After all, there is a lot of movement of bodies and bones in this system: you rent a “niche” for a few years and if you fail to renew it, then the bones are disinterred and placed in the fosa común—the “common grave”—in which they lie alongside and eventually mingle and merge with who knows how many others to lose all trace of their individuality. Here they rest united in the unseemly melee that is death; friends and enemies, natives and foreigners, Republicans and franquistas (the followers of Franco), femurs and scapulae, jumbled together to create and recreate what Elias Canetti conceived of as the “invisible crowd of the dead” which, in his opinion, was a privileged source of religious sentiment. For if everything went according to routine then Benjamin’s remains would have been removed in 1945, five years after Frau Gurland’s payment of seventy-five pesetas, and placed in thefosa común.
But what then to make of Arendt not being able to locate his niche a few months after his death? Scholem makes sure to tell us this as it serves as a dramatic prelude to his 1975 allegation of a fake grave. “His name was not written anywhere,” she said. But there is one detail that might be helpful here and that has everything to do with naming: upon his death Walter Benjamin entered the official records (supplied by the recently established Walter Benjamin Museum in Port Bou) not as a Jew but as a Roman Catholic with the name of Benjamin Walter.Doctor Benjamin Walter, to be precise. Hence he was buried in the cemetery reserved for Catholics and far from being nameless, he became a fake just like his grave, a fake Christian and a body with a fake name.
You see this name in the receipt made out to the dead man, the difunto Benjamin Walter, by the Hotel de Francia, for the four-day stay that includes five sodas with lemon, four telephone calls, dressing of the corpse, plus disinfection of his room and the washing and whitening of the mattress. You see it in the receipt made out by the physician for seventy-five pesetas for his injections and taking the blood pressure of the traveler, el viajero, Benjamin Walter. You see it in the death certificate—number 25—made out on September 27, 1940, for Benjamin Walter, forty-eight years old, of Berlin (Germany—as noted). You see it in the receipt tendered by the carpenter to the judge in Port Bou for making a cloth-lined coffin for the dead man, el difunto,Señor Benjamin Walter, a receipt that includes eight pesetas for the work of a bricklayer closing a niche in the cemetery for Benjamin Walter. And you can see it in the receipt made out by the priest dated October 1, 1940, for ninety-six pesetas, six of which were for a mass for the dead man and seventy-five for “five years’ rent of a niche in the Catholic cemetery of this town in which the cadaver of B. Walter lies buried.”
“Even the dead will not be safe from the enemy if he wins,” wrote Benjamin shortly before his death. This was of a piece with hi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s something in which every detail of a life counted, nothing was to be forgotten, the present had an ironclad obligation to the past, and running as a slender thread through all of this was the ever-so-faint possibility of redemption. “Even the dead.” It is italicized in the original to give it emphasis. Even the dead … This recalls his early work on baroque drama in which, focusing on his idiosyncratic concept of allegory, he wrote that the allegorist drains objects of their life so they become his to play with, to set into new designs and thus speak to fate. His friend Theodor Adorno had this in mind when he wrote a decade after his death that the gaze of Benjamin’s philosophy was Medusan, meaning it turned to stone whatever it looked at. But, added Adorno, this was part of a larger strategy, namely, the need to become a thing in order to break the catastrophic spell of things.
It is important to recall such ideas here because with Benjamin’s own death strong narratives assert themselves to wrest control of that death, narratives that have little to do with the ideas he laid down in his life’s work or that subtly contradict it. Didn’t Benjamin himself in his famous essay on the storyteller spend a good deal of time propounding the thesis that it is death that gives authority to the storyteller? In the shadow of 9/11 none of us need to be reminded on that score. Taken a step further we might even assert that this is what scares us about death yet tempts us as well, as if the story can be completed yet also amputated by the absence that is death, forever postponing the end to the story that was a life. We want that authority for our own story, nowhere more so than when interpreting a death and, of course, its body. A gravestone or a monument—especially the accusation of a fake one—is just such a story, just such an attempt.
“I am not making a pilgrimage,” I said to myself when I visited the graveyard at Port Bou in the spring of 2002. Indeed I was not even sure I wanted to visit the graveyard. I do not think this was entirely due to fear of cemeteries on my part. Nor was it because I am also attracted to them. It was more because I feel uncomfortable about what I discern as an incipient cult around the site of Benjamin’s grave, as if the drama of his death, and of the holocaust, in general, is allowed to appropriate and overshadow the enigmatic power of his writing and the meaning of his life. Put bluntly, the death comes to mean more than the life. This cult is at once too sad and too sentimental, too overdetermined an event—the border crossing that failed, the beauty of the place, the horror of the epoch. It really amounts to a type of gawking, I thought to myself, in place of informed respect, a cheap thrill with the frisson of tragedy further enlivened by the calm and stupendous beauty of the landscape. In any event, one does not worship at the grave of great thinkers. But what then is the appropriate gesture? Death is an awkward business. And so is remembrance.
There must be rul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death, yet death tests the rule as well. With each death, society itself dies a little, said the anthropologist Robert Hertz in his now classic 1907 study of the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 of death. But what is it about society that dies? Death is especially awkward for modern intellectuals who are likely to find themselves swept over by traditions they fought and measured themselves against. To visit Benjamin’s grave or even just timidly approach its outermost waves of force in the periphery of Port Bou, at the massive railway station and shunting yards surrounded by tunnels opening onto the looming mountains, to stop there and hesitate to go further, as I did, to wonder how to proceed—all this suggests a fundamental inability to deal with death and the need to reinvent procedures acknowledging it. Nietzsche pleads in vain for historians who can write histories equal to the events they relate. We need to do the same with our dead. Benjamin says something similar where he cautions that truth is not a matter of exposure that destroys the secret but a revelation that does justice to it. He was referring to the work of truth in the passage of love from the body to the soul in Plato’sSymposium. Death poses the same issue. Exactly.
Was Benjamin the first suicide bomber? The thought crosses my mind as I read the papers in the train heading north to Port Bou with their front-page news of Israeli soldiers with their armored bulldozers and Apache helicopters invading Palestinian towns and refugee camps in response to suicide bombers. Journalists are driven back by the soldiers using stun grenades and tear gas. At least two have been shot by Israeli soldiers. A United Nations-led inquiry into war crimes in Jenin is stillborn on account of Israeli oppositio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S. media insist the Palestinians are to blame for the violence. There is virtually no attempt to even try to understand what it is that motivates the Palestinians, no portrayal of their everyday life in refugee camps and prisons under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imposed without trial. Instead we get lengthy Sunday magazine articles depicting the psychic pain of Israeli elite commando snipers. Yet has there ever been a Sunday magazine devoted to the psychic pain of the apartheid-like pass system that controls the Palestinians’ ability to cross the spiderweb of borders balkanizing Palestinian lands into which illegal Israeli settlements daily press? They say history is written by the victors, but this seems unprecedented. It is as if the Palestinians had no voice whatsoever. They are not only unrepresented but are unrepresentable. Or as Golda Meir once put it, they do not exist. Like Benjamin they are fated to lose. Truth itself lies on trial, and it is the border that defines and redefines it as I slowly travel north from Barcelona, north to the border at Port Bou in the local train that stops at all stops to let me down where Benjamin was stopped sixty years ago.
A young man sit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mpartment a few seats forward. He speaks no Spanish and he is worried, sick with worry. He has a large black bag made of cheap material that he keeps on the seat next to him, preventing anyone from sitting there. He looks around all the time like an animal in a cage. I first spotted him in the gloomyEstacio Sants in Barcelona where I waited for the train. He approached a middle-aged woman and in his gesticulations seemed to be asking her when the train to the border would come and whether the approaching train was the one he needed. In the train he came over to me with his ticket on which was printed Cerbère, the French town just across the border from Port Bou. “Francia? Francia?” he kept saying and at each, and every stop he looked imploringly at me, eyes wide open, asking if this was where he had to get off. I figured he was from North Africa and probably illegal. He smelled as if hadn’t washed in a long time. A man on the run. Anti-Semitic and anti-Arab Le Pen running on an anti-immigrant platform has just beaten the socialist Jospin at the polls in France, receiving almost 18 percent of the vote. When I got off the train at Port Bou I waved and made a victory sign to the man with the black bag. He smiled wanly. Benjamin had been stopped at the border coming the other way. But of course things were different then.
You climb the hill towards the graveyard, the hill that falls green and steep into the sea. It is late April and the hillside is ablaze with yellow wildflowers. In the hollow of the deep bay just behind you lies the town. It feels cold and unfriendly.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it. A few tourists from France, day-trippers, walk aimlessly around looking for something to look at. The café won’t let you use the bathroom, and the only café open on the waterfront is no less dark and cavernous than the station in Barcelona where I began. It is madly expensive as well. There are few young people in the town; only elderly and a few kids. The supermarket sells mainly low-priced liquor. A border town full of smugglers? But what could they be smuggling now that Spain is part of Europe? Still, why does the town seem so uptight? This is exactly how I remember it driving through from France in 1987 when we stopped for a coffee and drove on. There was no monument to Benjamin then. Just the town. The whole town was his monument as far as I was concerned—cold, nasty, and enigmatic.
I remembered Lisa Fittko in Chicago when I first called her from a public phone in the mid-eighties having just found out from Barbara Sahlins, the wife of my anthropologist friend at the university, that the woman who took Benjamin across the border lived but a few blocks away. “Oh! You’re after the briefcase!” were Lisa’s first words on the phone. My heart sank. Didn’t she realize that one might have perfectly innocent reasons for wanting to talk with her and that lost treasure would only get in the way? The treasure I was after was even less tangible than a missing briefcase. I only felt it dimly at that moment but looking back I’m tempted to say, to wonder, rather, if the treasure I was seeking wasn’t in its inchoate way the first step of the pilgrimage that I had unconsciously begun at that very moment standing in a glass and metal phone booth on a street corner on a blustery day in south Chicago? It was the desire to absorb something of the dead man, the holy man, whatever it is that clings as living presence to the person of the woman who took him secretly over the mountain across the border so many years ago. All this flashed through my mind quicker than it takes to tell, a feeling of foreboding that no matter what I said to her I was lost. The briefcase—the idea of the briefcase, the image of the briefcase—had become a stupendous relic made all the more potent by its disappearance.
When I got to her place a little later she told me how excited Rolf Tiedemann became when she told him of Benjamin lugging a heavy black briefcase across the Pyrenees, saying it contained his most important work. “I cannot risk losing it,” Benjamin had said. “It is the manuscript that must be saved. I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I am.” Tiedemann was then in charge of publishing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enjamin in German, and he set off immediately for Port Bou and the regional capital to find the briefcase. He got the local authorities to search high and low. If memory serves me, they even went down into some catacombs under the town, but perhaps that’s memory playing tricks with buried pasts. But they turned up nothing. No briefcase. No fabulous manuscript. Just like there was no body either.
It is strange, for in the documents recorded by the judge at the time of Benjamin’s death that I have seen there is no mention of a manuscript, but there is noted the existence of a cartera grande, a large handbag, as his only baggage. Its contents were carefully itemized: a pocket watch and chain, with the watch’s many inscriptions duly noted; a five-hundred-franc bill, a fifty-dollar bill, a twenty-dollar bill, (all serial numbers duly noted); a passport (numbered 224) issued by the American Foreign Service to Walter Benjamin with a Spanish visa also issued in Marseille; a certificate from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previously of Frankfurt, now in exile in New York and affiliated in some way to Columbia University; six photographs; an ID card issued in Paris; an X-ray; a pipe for smoking with a mouthpiece made of what looked like amber, and its case; a pair of glasses in nickel frames and its case; and several letters and newspapers. But no manuscript.
Yet Lisa Fittko remembered how heavy that bag had been. How could a watch, a pipe, some spectacles, and a few papers weigh anything? “We would have to drag that monster across the mountains,” she said. Up the mountain they went, along the Route Lister, a smuggler’s path set back from the sea and named after the famous Republican general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who led his troops along this same path. In her memoir she notes that Benjamin “breathed heavily, yet he made no complaint, not even a sigh. He only kept squint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black bag.” At one point he stooped to drink from a pool of stagnant water. It was green and slimy and it stank. She warned him not to drink. She told him he would get typhus. “True,” he replied. “I might. But don’t you see, the worst that can happen is that I die of typhus … after crossing the border. The Gestapo wont be able to get me, and the manuscript will be safe. I do apologize.” He was always so polite.
But she also singled out his lack of “adaptability,” a euphemism with her for a variety of incompetence that, so it appears, was all too common among these refugee intellectuals, lacking what today we call “survival skills” or “street smarts.” This is hard to understand when one looks at academics nowadays, the majority of whom seem blessed with an abundance of such skills, if skills they be. There is even a trace of scorn in Fittko’s remarks about some of the people whom she took over the border on account of their selfishness, their infantilism, and in general their inability to face up to reality and be practical. People on the run, it seems, are not necessarily at their best. But Benjamin maintained his dignity and never once complained even though he struck her as particularly pathetic; the sort of guy who, as she put it, even needed instruction on how to hold a hot cup of tea. This seems more than what we call “impractical.” It encompasses a sort of helplessness and even hopelessness in being in the world for which a hot cup of tea is merely symbolic.
“One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react spontaneously?” asks her interviewer, Richard Heinemann.
“He couldn’t do that,” responded Fittko. “I think he could only take a hot cup in is hand when he had first developed an appropriate theory.”
My guess is that many of the intellectuals she escorted came from homes with servants and / or had wives who took care of business while they painted, sculpted, wrote their novels, poems, plays, reviews, and so forth. Even when poverty-stricken, as Benjamin was from the early 1930s, they may have lived in cheap hotels and depended on cafés for food and drink, aloof from the exigencies of domestic labor if not from many of the practicalities of everyday life. Who did Benjamin’s typing, for instance?
“Many of these men were incapable of coping with primitive conditions,” Lisa Fittko’s husband, Hans, had told her after his first imprisonment in a prison camp for enemy aliens, the Stade Colombe, on the outskirts of Paris in late 1939. “How do you protect yourself from the wind and the rain, how do you dry your clothes? How do you take hold of a tin bowl of hot without burning your fingers? Often someone would fall over a bench and break a bone or two.”
Hans Fittko met Benjamin in another prison, Versuche, near Nevers, the winter before France surrendered. He told Benjamin to contact Lisa if he ever got south to Marseille. It struck him how incapable Benjamin was at coping with prison life. A chain smoker, Benjamin abruptly gave up smoking. “Not the right time,” said Hans. But Benjamin explained, “I can bear the conditions in this camp only if I’m compelled to concentrate my mental strength on one single effort. Giving up smoking costs me this effort, and thus will be my deliverance.”
There were other diversions, such as the literary journal Benjamin formed with a small number of other prisoners—a camp journal for intellectuals that was to show the country exactly who they had locked up “as the enemies of France.” The editorial board would meet by crawling into Benjamin’s tent under the stairs where he slept, looked after by a young prisoner, “a holy man in his cave,” comments Hans Sahl, “watched over by an angel.” There they would drink contraband schnapps from thimbles the angel had acquired from the French soldiers. Other times Benjamin offered courses “for advanced students,” costing three Gauloises or a button. Despite these initiatives, it seems unlikely Benjamin would have lasted long without his angel. “Never have I been made so conscious of the tragic conflict between thought and action in a person,” wrote Sahl thirty years later.
This conflict is all the more striking in Benjamin’s case when we consider how overwhelmingly attuned his theories were to what he himself called the object world and to mimetic behavior, such behavior being in some regard the quintessence of what has come to be called “embodied knowledge” and what I think Lisa Fittko meant by “adaptability.” “Faut se débrouiller,” she said, “one must know how to help oneself, to clear a way out of the debacle.” This translated into how to “buy counterfeit food stamps, scrounge milk for the children, obtain some—any kind—of permit—in short, manage to do or obtain what didn’t officially exist … But Benjamin had been no débrouillard.” She laughed when she thought back to him trying to disguise himself as a French sailor and unsuccessfully smuggle himself aboard a freighter, along with Doctor Fritz Frankel, notable on account of his fragile appearance and mane of gray hair. The mimetic faculty goes only so far.
Benjamin’s love of modernism, and in particular of montage, allegory, and fragmentation, all would seem to strongly predispose one to “adaptability,” meaning coping with new and strange circumstances. And wasn’t he the theorist of “thick skin”—what Freud called the “stimulus shield”—thickened in response to the shocks of modern living? Moreover, his letters and essays on Ibiza in 1932-33 are glowing testimony to a love of material culture and keen eye for nature. But what does all of this add up to if you can’t even hold a cup of hot tea?
But of course the practicalities of suicide were not beyond reach—as if the lack of “adaptability” had a certain ethical principle behind it which was, precisely, not to adapt.
After Lisa Fittko took Benjamin over the border, she and her husband were recruited by a New York writer fluent in French and German, Varian Fry, whose mission on behalf of the U.S. “Emergency Rescue Committee” was to get intellectuals, artists, politicians, and labor leaders pursued by the Nazis out of France. About the same time Benjamin made his fatal crossing into Spain, Fry arrived in Marseille with 3,000 dollars in cash and a list of people to be rescued. On the strength of Lisa having taken Benjamin across the border, Fry recruited her and her husband into his scheme. At first they were reluctant. How competent was Fry? Didn’t they themselves have to get out to freedom as soon as possible? Fry had a name for them. The smugglers’ route she had used, the Lister Route, was now called the F-Route; F for Fittko.
Fry lasted thirteen months before being deported and was, by his own detailed account, pretty successful. In the first weeks, whenever a refugee came whose name was on his list, he would ask for information about the others. The news was grim. Ernst Weiss, a Czech novelist, had taken poison in his room in Paris when the Germans entered the city; Irmgard Keun, a German novelist, had also committed suicide when the Germans entered Paris; the German playwright Walter Hasenclever had killed himself with an overdose of Veronal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 as Les Milles, not far from Marseille; Karl Einstein, partner of Georges Bataille in the famous art journal Documents and a specialist on primitive art, had hanged himself on the Spanish-French border when he couldn’t get across; and the body of the labor leader Willi Muenzenberg, once a German communist deputy, had been found hanging from a tree in Grenoble. “One by one I crossed these men off my list.” Benjamin’s suicide was by no means unique, and drug overdose was a favored means.
Refugees carried vials of poison in their vest pockets “just in case…,” according to Fry, and Arthur Koestler claims he was given large amounts of morphine by Benjamin in Marseille “just in case.” Most telling, I believe, are the numerous accounts of mental paralysis recorded by Fry concerning refugees who, even though they were given money and visas, were too frightened to move. “They were jittery with the idea of staying,” he says, “and paralyzed with fear at the idea of leaving. You would get them prepared with their passports and all their visas in order, and a month later they would still be sitting in the Marseille cafés, waiting for the police to come and get them.”
You climb the hill beyond the town to the cemetery. All the bodies are buried there now. Before it was just for Catholics. The sea is on your left, several hundred feet below. The road curves as you climb. On a small plateau stands the arch through which you enter the cemetery. But about thirty feet in front of the entrance, jutting out of the ridge line like a bent elbow, on the side of the sea, there is a curious triangle of deep brown iron, at least ten feet high.
From the foot of the triangle, running all the way across the roadway, the same rusted iron formed a five-foot-wide slab. “That’s odd,” I thought, marveling at the color and the perfection of this iron slab set into the road.
As I set my foot on it, walking to the cemetery, I heard Alberto, next to me, gasp. His head was turned towards the iron triangle jutting out on his left, and suddenly we saw that it formed the doorway to a chute running underground parallel to the slope of the hill. It was completely lined by the same brown iron, including the steps that led down almost as far as the eye could see to end in a perfect rectangle enclosing a view of the sea way below, breaking onto rocks. For a brief moment everything turned inside out. The mountain opened to create a brilliant doorway bringing the crashing sea, so it seemed, right to where we were standing. This was the monument to Benjamin that Tel Aviv artist Dani Karavan had built just outside the cemetery, completed in 1994.
Some people think of Benjamin as a Marxist or as a Marxist with a surrealist spin. Other regard him as combining Marxism with the mysticism of the Kabbalah. There is truth to these interpretations, but I myself prefer to think of him as a Proustian Marxist, an eccentric overwhelmed by the avant-garde and the fast-moving political scene of the time. As indication of his eccentricity, take “One-Way Street” where he writes: “If the theory is correct that feeling is not located in the head, that we sentiently experience a window, a cloud, a tree not in our brains but, rather, in the place where we see it, then we are, in looking at our beloved, too, outside ourselves.”
That pretty well sums up what it felt like at that moment looking into the mountain opened out to the sea surging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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